在當今的考古領域，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備受矚目。回溯建國初期，我國重要的考古發現幾乎全由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發掘，各地方省市的考古力量近乎空白。鑒于此狀況，當時舉辦了四期全國考古培訓班，這四期培訓班也被譽為考古界的“黃埔四期”。如今入圍全國十大考古終評會的20個項目，絕大多數都是由地方省市考古研究機構主持的，這一轉變體現了我國考古事業在人才培養和地方考古力量發展上取得的巨大進步。
上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建設事業蓬勃發展，然而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力量卻嚴重匱乏。為解決這一難題，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自1952年至1955年聯合舉辦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學員總數達369人。當時留在大陸的文物考古界知名學者幾乎都參與了授課，這對于新中國的文物考古事業而言，無疑是一場空前絕后的“救火”行動，同時也是一場文化的盛宴，此后的學生再難有此殊榮。從上世紀80年代起，這四期學員便被譽為考古界的“黃埔四期”。
1952年8月第一期訓練班開學典禮（攝于北大理學院禮堂前，宿白提供）
坐排右起依次為：郭寶鈞、尹達、韓壽萱、啟功、張政烺、夏鼐、鄭天挺、裴文中、鄭振鐸、郭沫若、沈雁冰、丁西林、唐蘭（左1）。
前排立者左起分別是：宿白、陸峻嶺、張珩、賈蘭坡、劉啟益（左6）、水良箴（左8）、蔣若是（左9）、羅平（左14）、楊寶順（左15）、安志敏（左19）、馬得志（左20）、李逸友（左23）、劉觀民（左26）。
后排立者為茹世安（右10）。
前排蹲坐者左起為：劉慧達、楊詒芳（左3）、晏學、蔡佑芬、李世蕓、岳鳳霞、陳默溪、呂遵諤（左10）、鄭振香、趙其昌、俞偉超（右3）、紀秋暉（右1）。
“能訓練50人就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前，國內大學基本沒有正規的考古專業，有限的考古工作者還有相當一部分去了臺灣，留下的僅有楊鐘健、徐炳昶、裴文中、梁思永、郭寶鈞、夏鼐、曾昭燏和蘇秉琦等幾位。新中國基本建設熱火朝天，各地不斷發現古墓古遺址，但從事文物工作的人大多不懂考古發掘，紛紛向文物局求助。而科學院考古所1950年才剛剛恢復，專業人員不過10余人，力量遠遠不夠。在人才極度短缺的情況下，舉辦短期考古訓練班便成了一項“救火”行動。
1951年底，在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主持的“1952年考古工作座談會”上，與會專家學者就辦班問題達成共識，并提出：“訓練班是壓倒一切的工作，如果需要抽調人員時，訓練班有優先的權力”。時任文物局博物處處長的裴文中樂觀地表示，第一批“如能訓練50人就可以起很大的作用”。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梁思永則指出，“我們不但是為了目前的工作，同時也就為將來的工作培養了干部”。1952年7月，辦班計劃獲得文化部和教育部批準，訓練班由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學合辦，為期三個月。學員從各省調干，文物局負責組織籌備，考古所負責教員和實習，北大負責教員和教學場地。裴文中擔任訓練班班主任，下設教務組三人，宿白分管教務和上課，安志敏負責田野實習，紀秋暉分管總務兼團支部書記，其他老教授們則專注于講課。
北大理學院舊址（位于今人民教育出版社院內，左側即理學院禮堂原址。）
與此同時，北大歷史系也在緊鑼密鼓地籌辦考古專業。恰逢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合并，北大第二屆博物館專修科學生(1950年入學)被合并到歷史系，一部分轉到考古專業，另一部分則轉到生物系或歷史專業。轉到考古專業的學生李仰松、俞偉超、鄭振香、劉觀民四人參加了第一期訓練班。1952年8月6日，訓練班正式開學，這便是后來被稱為“黃埔一期”的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
“熱河送來個娃娃”
接到文物局調函后，全國各地積極送人到北京參加培訓，山西省文管會主任崔斗辰甚至親自把學員送到北京。第一期一共招收了全國各地文物干部65名，另有北大歷史系49級直趙其昌、呂遵諤等5名學生以及研究生鄒衡參加培訓。參加學習的干部需具備以下條件：
其一，本人歷史清楚，思想進步，有培養前途。
其二，身體健康，適合田野工作。患有肺病、心臟病、色盲、平足等疾病的均不適合田野工作，而且由于訓練班設備條件有限，不接收攜帶小孩及懷孕期間的女同志。
其三，文化程度方面，需是高中以上學校畢業或有同等文化程度的文物工作干部及志愿從事考古工作的文教干部。
其四，年齡需在三十五歲以下。
抽調文物干部的名額分配是根據各省文物分布及工程建設情況決定的，其中華東區和中南區比例較高。前兩期學員的教育程度、年齡參差不齊，他們由各地文管會、博物院推薦保送，程度低的只念過初中，程度高的讀過大學甚至研究生，年齡從十幾歲到四十幾歲不等（第二期的汪宇平42歲）。
第一期學員中上過正規大學的比較多，有朱希元（輔仁大學）、劉啟益（武漢大學）、安金槐（河南大學）、黨華（浙江大學）、石光明（四川大學，研究生）、裴明相（中央大學）、于豪亮（四川大學）、李錦全（中山大學）、蔣若是（齊魯大學）、岳鳳霞（北京大學）、李逸友（北京大學）、葛治功（復旦大學）等等。年齡最大的何國維、徐孝穆（柳亞子外甥）都接近40歲，最小的徐秉琨18歲，鄭紹宗、黃明蘭、張金銘、匡遠瀅、趙生琛等人都是20歲上下。據后來擔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長的鄭紹宗回憶，到北大紅樓報道首先見到的是裴老，裴老笑呵呵地說：“熱河省送來個娃娃，怎么辦！”（當時熱河省歸東北區管轄，首府在承德，1956年撤銷，并入河北省。）
訓練班班主任裴文中先生(裴申提供)
學員的來歷也是多種多樣，汪宇平解放前是沈陽日報社社長，因與北大教授閻文儒有私交，還一起跑過考古調查，解放后失業前往內蒙古應聘教員，被分到文化部門工作。莊敏解放前是蘇南地區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到蘇南文化局工作。許順湛本是文工團搞創作的，解放初調到河南省文管會，1952年擔任省文物工作隊副隊長，因不熟悉業務，參加了第二期訓練班。第三期湖北省報了四個人，但有一個政治不過關，就補上文工團出身的王勁（后擔任湖北省博物館副館長多年）。由于南京留下來一批解放前參加過安陽發掘的工作人員，華東區的學員，像南京市博物館的李蔚然、南京博物院的羅宗真等都有工作經驗。浙江的黨華在解放初在浙大人類學系聽過夏鼐先生的課，因此還可以給學員代一點課。鄒衡原是北大法學院47級的學生，后追隨郭寶鈞先生學考古，作為當時唯一的考古研究生參加了第一期田野實習。
位于沙灘的北大紅樓舊址。訓練班教務組在一樓117，上課在二樓。
第二期訓練班開學時，教務組遇到一個難題，新疆送來兩個學員，一個維吾爾族的阿不都克力木沙北提，一個哈薩克族的哈不旦，只有初中文化，還聽不懂普通話，聽課十分痛苦，便打算放棄。但文化局考慮到新疆考古工作重要，需要培養少數民族干部，便想辦法解決。后來，分管總務的紀秋暉靈機一動，開了介紹信去找當時的民族學院院長費孝通，幾經周折，民族學院破例收下了兩個學生。
第二期訓練班開學典禮 1953年8月1日（宿白提供）
坐排右起依次為：裴文中、夏鼐、郭寶鈞、王冶秋、鄭振鐸、湯用彤、丁西林、楊鐘健、張政烺、向達、張珩、韓壽萱、侯堮。
立者前排分別是：宿白（右1）、劉慧達（左1）、黃展岳（左4）、葉小燕（左5）、羅哲文（左6）、莊敏（左7）、岳鳳霞（左9）、安志敏（左16）。
立者后排為蘇秉琦（右5）。
盡管不是所有學員都是自愿來學習的，但他們都非常用功。沙灘離王府井商業街很近，燕園和頤和園也不遠，但星期天極少有人去逛街或游玩。由于條件有限，只有個別課程有油印的教材，很多大專家沒有寫講義的習慣，聽課的時候，老師寫板書，學員記筆記。遇到老師有口音的，剛接觸普通話的學員就聽不懂。所以，雖然教學計劃經過了精心研究，文化程度低、從未接觸過考古的外地學員還是學得很吃力，筆記根本記不下來。教務組就在晚上把學員再分成小組學習，基本上是對筆記，大家互相補充。
隨北大搬到燕園以后，訓練班學員在文史樓上課（梅慧杰攝）
隨著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北大從沙灘紅樓搬到海淀，自第二期（1953年）以后的訓練班也隨之搬到燕園上課。這時北大考古專業四年級學生以及在洛陽工作的第一期學員已經可以當實習輔導員了。
特別的教學計劃和頂級的教員
羅哲文先生保存著一份當年的教學計劃，從教學計劃來看，為訓練班特別研究的課程共分三大類：文物政策法令、考古學和文物常識。
文物政策法令課程由文物局負責，教研小組由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副局長王冶秋、博物館處處長裴文中、副處長王振鐸、文物處副處長張珩以及謝元璐、羅哲文等人組成。
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50級學生畢業合影(攝于1954年8月)
前排左起為：李仰松、鄭振香、俞偉超、楊建芳。
后排左起為：林壽晉、徐連城、劉觀民、陳慧、黃展岳、吳榮曾。
其中李仰松、鄭振香、俞偉超、劉觀民是從博物館專修科轉入考古專業的，參加了第一期訓練班學習。黃展岳和吳榮曾是從歷史系轉到考古專業，任第二期訓練班輔導員。(李仰松提供)
考古學課程分為中國考古學及田野考古方法。史前考古學教員是裴文中、賈蘭坡（講周口店）、安志敏，殷周考古教員郭寶鈞（講殷墟、輝縣商周墓）、張政烺、唐蘭、梁思永、蘇秉琦（講斗雞臺考古），漢唐考古及漢以后考古教員張政烺、蘇秉琦、夏鼐、曾昭燏、王仲殊。
田野考古教研組包括梁思永、夏鼐、裴文中、曾昭燏、郭寶鈞、蘇秉琦、石興邦、安志敏。授課內容包括考古學通論、考古調查、考古發掘、考古記錄、考古測量包括墓葬及遺址探溝平面圖及剖面圖、器物繪圖、器物照相、研究整理方法、編寫報告。老技師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