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經濟與社會不斷發展的進程中，農業稅的變革是一段值得深入探究的歷史。農業稅，這一在中國存在了漫長歲月的稅收制度，有著其獨特的發展軌跡和深遠影響。
自2006年1月1日起，我國正式全面取消了農業稅，這一舉措在我國農業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追溯歷史，中國有記載的農業稅收可追溯到春秋時期（前594年），當時魯國實行了“初稅畝”。此后，不同朝代對農業稅有著不同的稱謂，漢代稱之為“租賦”，唐朝則稱作“租庸調”，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叫做“田賦”。在歷史的長河中，歷朝歷代對稅制進行了多次改革。即便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農業稅的征收也未曾停止。要知道，中國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業稅收長期以來都是國家統治的根基，國庫收入的主要來源便是農業稅收。從現代視角來看，農業稅一直被農民形象地稱為“皇糧國稅”。盡管農民負擔問題始終困擾著中國大陸，但農民們一直將納稅視為一種應盡的義務，對農業稅并無對抗心理。直至2005年農業稅廢止，這項稅收制度共計實行了整整2600年。
從稅收制度的公平性來看，作為生產者和經營者，城市工商業者只有將商品拿到市場上售賣才需要交稅。然而，農民無論實際產量如何、成本消耗多大，都必須按照定額交稅。這就使得農業稅幾乎演變成了“地租”。經過換算可以發現，農產品增值稅的稅率比工業品增值稅的稅率要高出5至8個百分點。城市和農村實行兩套不同的稅制，這是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典型體現之一。這種稅制不僅有失公平，更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
新中國成立后，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為了既能保障國家經濟建設積累必要的資金，又不影響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黨在農業稅負擔方面繼續推行輕稅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明確規定：全國平均稅率為常年產量的15.5%。而且，國家還實施了多次大規模的減免政策，比如1979年到1983年實行的起征點減免，1985年開始對貧困地區進行減免等。因此，農業稅的實際負擔率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全國實征農業稅正稅、附加占農業實際產量的比例，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為13%，“一五”時期為11.6%，“二五”時期為11.9%，1963年到1965年平均為7.5%，“三五”時期為6.4%，“四五”時期為5.4%，“五五”時期為4.2%，“六五”時期為3%，“七五”時期為2.9%，“八五”時期不到2.9%。
大家看到這里或許會心生疑問：農業稅和一起鄉長死亡事件有什么關聯呢？這就不得不提及1999年8月發生的江西豐城事件。事件的大致經過如下：1999年8月，江西豐城有一位周姓農民，他目睹當時農民生活的艱辛，既要辛勤勞作，又要承受繁重的農業稅負擔。于是，他自費整理了國家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并將其分發到每一個人的手中。同時，他鼓勵農民積極爭取自身的利益，抵制一些不合理的上繳費用。當時的鄉政府得知此事后，以妖言惑眾、擾亂民心的罪名，將周姓農民抓到所謂的學習站進行“改進學習”。然而，僅僅兩天后，周姓農民就不幸死亡。
周氏家屬得知消息后，聚集了50多人來到鄉政府門口，要求給出一個合理的說法。但當時的鄉政府并未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依舊敷衍了事，甚至將這些人趕出了鄉政府。這種行為徹底激怒了農民，好好的一個人不明不白地死去，再聯想到那些年鄉政府為了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全然不顧農民的死活。當時在基層農村干部中還流傳著這樣一個順口溜：“上吊不解繩，喝藥不接瓶，投河不拉人。要敢打人，就抓你的人。”由此可見，當時的村干部官僚主義作風何等嚴重。
很快，這件事在四個鄉鎮迅速發酵。四個鄉鎮的數萬百姓手持自家的農具，浩浩蕩蕩地來到鄉政府門口。此時，一心想著報復的農民已經失去了理智，他們沖進鄉政府，將鄉長和一名鄉干部從二樓扔下，隨后挖了一個大坑，將兩人活埋。而前來調和的派出所所長和一名民警也被當場打死，派出所所長的尸體還被吊在樹上示眾。
見到此情景，鄉黨委書記乘坐鄉中學一位教師的摩托車跑到縣城。當夜，江西省調派大批警力進駐豐城，進行武裝鎮壓，這起事件才逐漸平息。不久之后，國務院召開緊急電視電話會議，鄉鎮一級的兩個正職全部參加。會上通報了多起因農民負擔過重而導致死人的重大群體事件。鑒于事態的嚴重性，會議強調全國立即停止以強制手段征收上繳農業稅。
2000年3月2日，我國發布了關于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并正式在江西啟動農村稅費改革試點。3年后，國務院再次發布通知，全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并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開來。2005年上半年，中國的22個省市已經免征農業稅；到2005年底，有28個省以及大部分的縣和市都全面免征了農業稅。2006年1月1日，中國徹底廢止了《農業稅條例》，農業稅自此正式成為歷史。
在網絡上，有一些不懷好意的人聲稱：江西豐城事件導致中央取消了農業稅，是人民斗爭勝利的結果。在這里，必須明確指出，這種說法是偷換概念、拉仇恨，企圖煽動人們采用不合理的手段去鬧事。江西豐城事件看似與征收農業稅有關，但其實質是基層政府治理官僚化所引發的惡性事件。
我國地域廣袤，國家在制定政策時，必然要全面考慮各地區人民的利益。而且，法律法規通常是依據實際發生的情況來制定的。這就導致我們常常感覺法律似乎總是滯后，原因就在于此。在上個世紀，中央政策傳達至地方的渠道主要是新聞聯播、文件等形式，無法及時傳達給所有老百姓，從而產生了信息差。地方政府為了地方小團體或個人利益，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偏差，進而損害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官僚主義等因素的疊加，就經常導致惡性事件的發生。比如，本人在1992年冬天去北京拜訪同學時，他們所在的地方已經開始執行當年8月中央發布的國企改革精神，而我的家鄉山西大同執行同樣的政策卻是在5年之后。由此可見，政令不通給群眾帶來了諸多不便，也損害了群眾的利益。
如今，隨著時代的進步、技術手段的發展以及網絡在生活中的廣泛應用，我們的惠民政策能夠及時推行，老百姓能夠在第一時間與政府同步掌握政策信息。只要堅決摒棄官僚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相信政府的治理能力必將得到顯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