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倡廉的時代浪潮中，“廉政賬戶”這一舉措曾備受關注。2000年春節期間，浙江省寧波市設立了一個名為“581”的“廉政賬戶”，其名字取自“我不要”的諧音。
所謂的“廉政賬戶”，是當干部收到無法退還、不方便退還或者無法拒絕的財物時便于上繳的一個專用賬戶。這相當于給那些“被動”受禮的干部提供了一條綠色通道，也提供了一個及時回頭的機會。
全國第一個“廉政賬戶”推出后，僅僅在2001年的前五個月，賬戶就收到拒禮資金422萬元。這個喜人的成績也讓該制度打響了知名度，得到不少人的支持，不少地方將其當作反腐倡廉的創新舉措，紛紛建立類似制度效仿。
直至如今，依然有不少人認為“廉政賬戶”的運作模式值得認可，但因為它的管理方式存在一定弊端，也導致各界對它的爭論從未停止過，在運作了幾年之后，各地又只能無奈地撤銷了這一制度。
一般來說，廉政賬戶是直接由當地紀委、監督部門和銀行等機構共同管理，為了讓一些人在繳款時放下顧慮，繳款人的姓名、繳款的數額也對外保密，賬戶只能存入不能取出，所有存款由管理機構定期上繳國庫。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廉政賬戶確實不失為一個好舉措，作為反腐倡廉的手段，對預防腐敗具有著積極的意義，值得點贊。
但一方面，由于不公開繳款人的信息和繳款金額，只定期公布賬戶收到的總金額，在反對該制度的人心目中，到底是誰在什么時候交了多少錢就成了一筆“糊涂賬”。他們認為，匿名上交能很好的保護上繳人，再加上管理方式決定了誰也不知道上繳的數目是否屬實，未必有震懾作用。
另一方面，國家從未針對該制度出臺過規范性的文件和條款，那么地方政府自行成立的廉政賬戶具不具備合法身份又成了爭議點——如果有人將收受的財物上繳，是否能按拒禮處理或者不構成受賄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及時上繳和東窗事發之前上繳的意義是否不同？時間上又該如何界定？沒有法律能說明這個問題。
在這種背景下，反對廉政賬戶的人擔心，會不會有不法分子利用上繳廉政金為自己“打掩護”？如果有，那原本為了反腐而設立的賬戶，反而會成為他們蒙混過關的“避風港”。
一個確鑿的事實是，確實有為了“打掩護”而上交禮金的人存在，本文題目中提到的洪金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有了像洪金權這樣的人存在，再加上管理方式上的弊端，那些開通廉政賬戶的地區在試行幾年后，又紛紛將其關閉，徹底放棄了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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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面對舉報很“自信”
洪金權的被查，來源于一位叫詹毅的商人的舉報。
2002年，
洪金權剛上任貴州省凱里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不久。
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洪金權任后沒多久，火燒到了詹毅身上。
詹毅是一名做廣告的商人，他的公司曾在洪金權所管的經開區的高速公路旁設置下幾塊廣告牌，洪金權上任后，以未經開發區審批為由將詹毅的廣告牌全部拆除。
其實，那些廣告牌早就通過了省交通部門的審批。廣告牌被拆除后，詹毅一怒之下把洪金權任職的經開區告上了法庭。
因為手續齊全，詹毅勝訴了，不過這次交鋒卻讓詹毅和洪金權結下了“梁子”。
事后，詹毅得知洪金權為人霸道，所謂“縣官不如現管”，像他這樣直接和自己生意掛鉤的領導還是要以交好為主，于是便主動化干戈為玉帛，和洪金權搭上了線。
搭上線后，詹毅曾給洪金權送過一次錢，具體的數目不得而知，據詹毅舉報洪金權后回憶說，送的數額不是很大。
洪金權收過詹毅的錢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再找過詹毅的麻煩。2006年，隨著洪金權升任凱里市市長，主要工作不在經開區后詹毅才松了口氣。
不過，2011年年末，詹毅的麻煩又來了，公司在高速公路旁的廣告牌又被拆掉了四塊，這些廣告牌均已和客戶簽約，拆除后，他要賠償客戶上百萬的違約金。
詹毅知道是洪金權讓拆的，便遠道到洪金權的辦公室和他理論，他認為，那些廣告牌手續齊全，洪金權下令拆除，和當年一樣沒有按照程序辦事。
不過，洪金權的回應讓詹毅更加生氣，當場就要舉報洪金權，而洪金權絲毫不在意：
回憶起洪金權當時說的話，詹毅稱自己“差點被氣死”。
在舉報洪金權之前，曾有朋友告訴他三思而后行，因為洪金權的“能量”很大，之前也有不少人實名舉報過他，但他三五天就能知道舉報信息。但想到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詹毅還是毅然向各部門送去了實名舉報材料。
02：“自信”的根源
洪金權被查后，他的過往履歷很快被曝光。
從公開信息里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敢想敢干的人，這和他霸道的性格不無關系，因為頗有領導才能，他的仕途也得以一路升遷，但升遷路上伴隨著的，是一路腐敗。
洪金權
1985年
畢業于供銷學校的統計專業，從畢業后到1992年，他先后在
貴州省鎮遠縣經委、農調隊、計委擔任過工作人員。1992年，29歲的洪金權
得到升遷，成了某鄉的副鄉長，三年后又調鄰鄉當鄉長。
這段期間跟過他的一位下屬在他被抓后評價說，洪金權的領導能力十分不錯，也正是因為這樣才被領導看中。
1997年，洪金權被調回鎮遠縣某局工作，
鎮遠縣當時的縣長
楊尤光看到了他的能力后一路提拔，洪金權的仕途開始平步青云，與此同時，他的自我約束力也不斷下滑，最終把自己拉向了腐敗的深淵。
詹毅實名舉報洪金權之后，有關部門曾三次對他的舉報材料提出處理意見，并要求凱里市盡快解決，這導致其他商人紛紛效仿詹毅，開始一起舉報洪金權。
一同舉報洪金權的那些商人中，大多和詹毅有著同樣的遭遇，其中有不少地產商人。
這些地產商人為了在拿地、競標中得到洪金權的“照顧”，給他送去了不少錢財。但洪金權幫他們辦事時奉行“價高者得”的原則，同時送禮物的開發商中，能拿到項目的往往是送錢最多的。
對于那些落選的開發商來說，不管事情有沒有辦成，洪金權都不會退還他們送來的錢。也有人和詹毅一樣感到憤怒的去找洪金權理論，但洪金權不僅不懼他們，還理直氣壯的對他們說，收到的錢早就被自己上繳紀委了。
有人不信洪金權的說法，通過多方打探后一對比發現，他收的錢確實上繳了，不過上繳的只是一部分，剩下的則進了他自己的腰包，但當有人舉報他時，他都會以“上繳了”來回應監督部門。
“上繳”成了洪金權的“擋箭牌”，但舉報他的人知道其中的貓膩，不愿放棄，還有人跑到北京舉報洪金權。
因為舉報的人太多，洪金權很快就被調查了。
03：受賄7000多萬，“上繳”5500萬
2006年下半年，經營酒店產業的商人陳某來到洪金權的辦公室，希望在凱里某地拿地建一座酒店，請洪金權幫幫忙。
陳某是“有備而來”，他帶著一個黑色塑料袋，一進門就放在了辦公桌底下，洪金權和陳某聊天過程中看向塑料袋，問陳某“這是什么？”陳某沒有回應，而是說了句“你先忙”，便揮手道別。
不久后，洪金權設置了一堆有利于陳某的“客觀”條件，并開會宣布把一塊面積170畝的國有土地掛牌出讓，經過一系列的篩選，陳某的公司“符合條件”，成功拿下了土地使用權。
黑色塑料袋里裝的是什么，不言而喻。
事后，陳某開始和洪金權頻繁往來，并又在洪金權的“照顧”下拿到了幾個項目，雙方成了“好朋友”，打得火熱。
洪金權被查后，他和陳某以“朋友關系”掩蓋的利益輸送迅速被查實，從2006年到2012年，陳某分十五次給洪金權送去了490萬元的現金和英鎊、美元各一萬元，在洪金權收受的錢財之中，陳某送的數額要排到前幾位。
16年內，洪金權伙同他的妻子共收受88個請托方的賄賂380多次，其中能查明來源的數額有3900多萬元，在他收受的那些錢財中，最小的一筆只有4000元，最大的一筆達到583萬。被抓之后尚有3100多萬的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加上其他物品，總共7000多萬。
洪金權被查后，他最吸引眼球的不是受賄了7000多萬，而是他把收受的財物“上繳”了5550多萬。
從2006年當上重要崗位的領導開始，洪金權面對的誘惑越來越大，心理防線也越來越松，面對請托方送來的財物，他用了兩個辦法來“安撫”自己。
第一個是心理暗示，洪金權把那些給他送錢的人當成“好朋友”，安撫自己收錢只不過是朋友之間的“往來”，而幫他們辦事也是順水推舟。
第二個是上繳“廉政金”。也是從2006年開始，身居高位的洪金權收受的財物太多，害怕暴露，就想了一個“妙招”，很多次收完錢財之后，他都會把紀委、財政等部門的人員叫過來，當著大家的面把錢以“廉政金”的名義上繳，并要求他們給自己開收據。
截止到2013年因被舉報而案發，洪金權已經“上繳”了5550多萬的“廉政金”，但他不是每一次收錢都會上繳，被抓后，他才明白自己上繳的規律。
04：到底發現剩下的2000萬
洪金權被抓后反思過自己把受賄人當朋友的行為。
這個時候，洪金權才明白，那些商人給他送東西不是因為和他的感情深，也不是因為他的本事有多大，他終于懂了：
洪金權不知道的是，除了“朋友”在不斷拉攏腐蝕他之外，他的妻子也成了他受賄路上的一大助力。
在洪金權有很多次收錢的背后，都有他妻子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