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成立西南聯合大學是一項具有非凡意義的舉措。它的前身是長沙臨時大學，而長沙臨時大學則源于盧溝橋事變之后，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的南遷。盡管學校的成立過程十分倉促，辦學條件也極為簡陋，但在西南聯大短短八年的歷史中，卻造就了無數大師的赫赫威名，至今仍為人所稱道。西南聯大就像一座閃耀的學術燈塔，在那個動蕩的年代，為莘莘學子照亮了求知的道路，也為中國的文化和學術發展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你們看，文學院的胡適、傅斯年、朱自清、聞一多、吳晗、錢鍾書、陳寅恪、吳宓、顧毓琇、金岳霖；法商學院的張奚若、陳岱孫、費孝通；理學院的陳省身、華羅庚、許寶騄、葉企孫、吳有訓、吳大猷、黃子卿、吳健雄、饒毓泰；工學院的茅以升、施嘉煬、錢三強、鄭天挺、謝明山；師范學院的沈從文、蘇步青、錢穆、沈從文，單獨拿出任何一個，都可以用“大師”來稱呼吧？
當然，不管這些大師有多牛，也得管三位領導叫“校長”，這三位校長又是誰呢？
“老水手”張伯苓
既然西南聯大是三校合并在一起，自然也就有三位校長。咱們中國文化是“長者為尊”，咱老師就先介紹這位最年長的校長——張伯苓。
張伯苓的人生，是傳奇的人生，他出身教育（1876年出生在教育家庭），他投身從軍（1889年進北洋水師學堂，1894年進北洋水師實習），最終他又回歸教育。
甲午戰爭來了，張伯苓的強軍報國思路走不通了，他必然轉向教育救國之路。在《基教與愛國》里，他談到：“我當時立志要改造我們的中國人，但我并非要練陸軍、海軍同外國相周旋。我以為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
他在教育方面的導師有兩個人，一個是北洋水師學堂的總教習嚴復，另一個就是身為“南開校父”的嚴修。嚴復用不同于傳統教育的方式教育和培養了張伯苓，而嚴修則在任貴州學政期滿之后，回鄉開辦了學校“嚴館”，并讓張伯苓來“主管工作”。
張伯苓在兩位前輩的感召下，兩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在1904年（28歲）年成立天津私立第一中學，第二年改名南開中學堂，從此中國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南開”二字，便緊緊地和張伯苓聯系在了一起。南開中學逐漸走入正軌之后，張伯苓又四處活動，籌備創辦大學，為此他特地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最終在1919年成立了南開大學（43歲）。最早的南開大學只有商科和理科，而現在的南開大學商科、理科依然非常出色。
創辦南開大學之后，張伯苓又陸續開辦了南開小學、南開女中等學校，這要是放在現在，可是妥妥的“張系超大型私立教育集團”。
“留學生”蔣夢麟
如果說張伯苓是北方水手，那蔣夢麟就是南方文人。蔣夢麟是浙江余姚人，曾經在毓秀的中西學堂學習過，中西學堂的監督正是蔡元培，所以蔣夢麟得管蔡元培一聲“老師”。
蔣夢麟曾經自費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上學，此后又轉到了哥倫比亞大學，正經跟著教育家杜威學習教育學和哲學，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中國教育原則之研究》。
從美國留學回國之后，蔣夢麟回了上海，先是做編輯，后來又做主編，發表了很多和教育有關的文章，比如《個人之價值與教育之關系》、《高等學術為教育之基礎》等。
1919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辭職，雖然經各界多次勸說，但蔡元培執意不肯回校，只同意自己的學生蔣夢麟作為自己的代表在北京大學任職。蔡元培對蔣夢麟說：“大學生皆有自治能力者，君可為我代表到校，招待校役，一切印信，皆交君帶去，責任仍由我負之。”兩個月之后，蔡元培再回北京大學任校長。
蔣夢麟在北京大學任職多年，后來還擔任過浙江教育廳長、第三中山大學、以及民國教育部部長等職務。最后，他還是回到了北大任校長，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治校方針“教授治校，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
“實干家”梅貽琦
蔣夢麟算得上是蔡元培的學生，梅貽琦呢，算得上是張伯苓的學生。梅貽琦19歲從南開學堂畢業，到保定高等學堂讀書，并在20歲借著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的機會，成為了“留美生”。梅貽琦在伍斯特理工學院就讀電機工程專業，25歲學成回國后，他來到了清華大學任職。
“說得好，永遠不如做得好”，梅貽琦不太愛說話，卻非常善于實干。清華學堂改制清華大學的過程中，他一直參與其中，曾經擔任過籌備委員會委員、課程委員會委員、改組委員會委員等不同職務。改制之后，梅貽琦當選教務長，在他的《清華學校教育方針》中，他提出了通才教育的教育理念。
梅貽琦從1931年開始擔任清華校長，他不僅提出了研究學術、造就人才的辦學目標，還為我們捧出了“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著名金句。
作為一名那個年代典型的“理工男”，梅貽琦也曾經有過迷茫，他曾因為不善言辭而認為自己不適合教育，求教老師張伯苓的時候，有過退出教育界的想法。當然，他的執行能力和組織能力在后期得到了加強，否則“無為而治”的治校思想恐怕就落實不到實處了。
共同治校，有合作也有分歧
事實上，西南聯大存在的過程中，蔣夢麟和張伯苓兩位基本不在昆明久居。大多數時間是梅貽琦獨自撐舵，所以在人才的使用上，也多少偏向了清華大學的老底子。雖然有些許不合，但也不影響他們分工合作。
張伯苓常住在重慶，負責與政府進行事務交涉；蔣夢麟負責對外的事務聯絡；梅貽琦就專心管理學校。三人之間的關系也比較和睦。
令人唏噓的是三位校長在解放后的人生軌跡：
張伯苓留在了大陸，但是因為曾經擔任過“考試院院長”，所以后期遭遇坎坷；
蔣夢麟去了臺灣，1961年與比自己小26歲的徐賢樂結婚，落得個人財兩空；
梅貽琦離開大陸，輾轉法、英、美等國，一直為庚子賠款奔波，1954年來到臺灣參與臺灣“清華”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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