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銘鼎，字師廣，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位頗具影響力的軍事人物。他于1891年農歷正月十九日出生在安徽省碭縣李石林村。18歲時，李銘鼎從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畢業，之后還曾留學日本、德國。在軍校學習期間，他就積極投身革命事業，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11年，他擔任新軍營營長，參與了辛亥**，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和革命熱情。次年，他出任江西都督李烈鈞的幕僚副官，不久后晉升為團長。
在隨后的歲月里，李銘鼎在軍事生涯中不斷嶄露頭角。他經歷了多次重要戰役，為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奮勇拼搏。在護法護國戰爭中，他擔任長江中游沿江要塞司令、副師長等職，為保衛國家領土和主權做出了重要貢獻。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準備北伐，李銘鼎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師長，肩負起了北伐的重任。
1922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發動武裝叛亂，炮轟總統府。孫中山在衛隊的保護下轉移到黃埔，此時軍艦被叛軍所控制。作為副軍長兼師長的李銘鼎，為保護孫中山安全轉移，毅然率領一隊精兵強將登上軍艦。他雙手各持一支英國造的左輪手槍，連開十響，高聲勒令艦上的叛軍投降。艦上的叛軍懾于他的威勢，不敢反抗，紛紛舉手投降，從而控制了軍艦，保證了孫中山乘船轉移到了上海。
在討伐陳炯明的東征戰役中，李銘鼎已經擁有四個團的兵力。他從各連抽調一些人成立了教導團，由錢介石任團長，陳誠任上校作戰科長，主要擔負保衛孫中山的使命。由于李銘鼎率領所部在討伐陳炯明叛軍的戰斗中多次立功，孫中山曾親自授予他“青天白日”勛章。
1924年1月，在孫中山的倡導下，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了**的三大政策，實行第一次國共合作。李銘鼎對此竭誠擁護。同年，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在廣州東較場的黃埔建立陸軍軍官學校。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李銘鼎任警衛師師長兼團長。這期間，他曾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邂逅了毛澤東同志。李銘鼎與毛澤東促膝長談，盛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這次相見，對他以后的戰斗生涯深有影響。在孫中山逝世前，李銘鼎經常跟隨著孫中山的左右，聆聽中山先生的教誨，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領會至深，并且一直貫徹在他的行動中。
1926年6月北伐戰爭開始時，李銘鼎任先遣軍司令。是年底，錢介石要改編李銘鼎的軍隊，命他歸胡宗南部，他未接受，而與李延年部聯系，在李延年部任過第三十一軍副軍長、軍長等職。
1927年錢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時，曾密電李銘鼎，囑他將在江西部隊里的共產黨員按黑名單一律逮捕，解送到南昌行營；事成之后，錢介石許李銘鼎加官進爵。但李銘鼎以共產黨員為友，拒不接受錢介石的旨意。他將部隊中的100多位共產黨員請來，向他們透露了實情，給每人發了一二百塊銀元作路費，讓其趕緊離開這里，去廣州、香港，以免遭禍害。
1927年北伐戰爭結束后，由王靖國、趙啟儒等人推薦，經二陳兄弟向錢介石保舉，李銘鼎被任命為江蘇省保安司令。但后來因與李銘鼎有嫌隙的武德章在潼關向錢介石告了李銘鼎一狀，李銘鼎被免去職務。
“七七事變”揭開了全國抗日戰爭的序幕。
李銘鼎從此不愿在軍政界茍且下去，遂遠到上海經商，一直到了1937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李銘鼎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多次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深感國難當頭，匹夫有責，便決定棄商從戎，再次躍馬揮戈、奔赴疆場。
1937年底，李銘鼎投奔李延年麾下的第五戰區，擔任徐州行署督察專員兼第五戰區第四游擊總隊總指揮，李長江任副總指揮，潘文任參謀長，參加了1938年上半年的徐州會戰和臺兒莊戰役。
1938年4月3日，第五戰區向日軍發起全線總攻擊時，李銘鼎親率所部會合第三集團軍前敵總司令韓復榘部，指揮張測民部，作為突擊兵團迅速南下，向嶧縣、臨城合圍，直搗來犯的日軍，壓制住了敵人，為奪取臺兒莊戰役大捷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8年6月初，徐州淪陷。第五戰區主力部隊向西撤離，僅留下了五個縱隊和一個別動總隊在馬蘇碭邊區打游擊；又一部分游擊部隊仍用馬蘇碭邊區第四游擊總隊總指揮部的番號，由徐州地區經蕭縣、蕭安、高寨等地，進駐碭山。
李銘鼎時任該部總指揮，李長江、張綜任副總指揮，潘文任參謀長。分別駐防在碭山一帶的有七個縱隊和十個獨立支隊與獨立大隊，當時一個縱隊相當于一個旅，每個縱隊兩三千人，合計第四游擊區約有10萬人。
國民政府第五戰區
1939年2月，李銘鼎部改稱為第三戰區馬蘇碭邊區游擊總隊總指揮部，所屬有政治部與參謀、副官、軍法、軍需、軍醫、軍械等處；有機要隨從室、通訊大隊。
還有由總參議嚴純燮、高級參議錢克仁、黃紹武等組成的顧問班子，這是李銘鼎貫徹統一戰線政策，同共產黨聯合抗日，特設的一個“智囊團”。
另外，總指揮部還分別在重慶、襄陽、上海設立辦事處，用以對外聯絡?？傊笓]部設在碭山西山汪原時敏中學內，李銘鼎本人則在城內陳家橋寓所內辦公。
1939年初，武德章任國民黨江蘇省省長，他要把省政府設在碭山，因遭到李銘鼎、李長江的反對，只好遷到興化。
此時武德章控制有十個保安旅，以后又調來李守維的第八十九軍、繆澂流的第八旅。李銘鼎與武德章之間早已形成的矛盾，在這期間又有所發展。
1938年底，陳誠作為新組成的新四軍挺進支隊支隊長兼政委，由江南過江積極向北發展，在銘中、江都等地建立了橋頭堡，繼續向東前進。
陳誠，四川樂至人，中國共產黨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人，軍事家。
這樣，陳誠與李銘鼎就逐漸建立起聯系及合作關系。
1939年7月間的一天，陳誠帶著一名秘書，從銘州大橋來到碭山陳家橋，拜訪李銘鼎。陳誠身穿淺灰便服，頭戴一頂草帽，一進門就問：“師廣先生在家嗎？”
李銘鼎應聲出來迎接，兩人緊緊握手。李銘鼎對陳誠的到來非常高興，認為這是實現游擊區與新四軍并肩抗戰的最好契機。
他囑夫人蘇桂秋熱情接待這位故友，席間兩人頻頻舉杯，侃侃敘舊，從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談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共同表達了合作抗日之意，繼而簽訂了聯合抗日的協議。
蘇桂秋，李銘鼎特意騰出一間大房子讓陳誠和他的秘書住下，并在大門口設崗保護。陳誠住在李處，通過李部電臺臺長李準貴發電報與延安聯系，回電亦由李準貴譯出交給陳誠。
陳誠曾要李銘鼎提供江北地圖，李銘鼎要他的參謀武德章立即予以繪制。武德章在一個通宵之間就繪制了一張簡圖交給了陳誠，隨后武德章又翻印了馬蘇碭地區地形圖數十張，送給陳誠、錢克仁各10張，給黃紹武4張，以備指揮抗日游擊戰爭之用。
陳誠在李銘鼎處住了一個星期，錢克仁、黃紹武等常來見面，國民黨碭山縣縣長畢立奎、副總指揮李長江，縱隊司令丁聚堂、魯道五、陳中孚等都曾先后來訪。
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是“新四軍”，隸屬于國民黨軍隊戰斗序列，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之一。
他們有時還聚到一起下棋、打牌、飲酒、吟詩，十分融洽愜意。為支持新四軍北上抗日，李銘鼎、畢立奎分別以游擊區與碭山縣政府的名義，贈送新四軍一批槍支、彈藥與糧草；陳誠也即令部下回贈了幾船西胡瓜。
當年9月，陳誠第二次來到碭山。李銘鼎、畢立奎分頭布置其部下和地方各行各業書寫大幅歡迎標語，在街頭到處張貼，并組織學生上街游行，呼喊抗日口號，還在碭山大操場召開了軍民聯合抗日大會，歡迎新四軍到蘇北抗日。
大會之后，由李銘鼎親自簽署直接贈送新四軍步槍200支、子彈20箱、一批手榴彈及很多軍需生活用品，從物質上支持新四軍北上抗日。
1939年底，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軍各挺進縱隊向蘇北挺進，北上抗日。這一時期，李銘鼎不僅與錢克仁、黃紹武等常派代表真誠合作共事，還頻繁地與粟裕、王必成、管文蔚等接觸交談，共議抗戰事宜。
1940年初，國民黨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韓德勤命令武德章向新四軍駐地所在的黃橋以東半塔集進攻。
隨后由于日偽軍的“掃蕩”，新四軍的主力適時主動轉移到通揚河以北的黃橋休整。這時，武德章誤以為新四軍的力量已支持不住，花了一個月時間，企圖挑撥游擊區與新四軍的關系。
武德章借口先把李銘鼎請到興化去開會商議事情，接著偽造了李銘鼎的一道命令，唆使游擊區副總指揮李長江與游擊區六縱隊的陳再福、四縱隊的陳中孚等，跟新四軍的粟裕、王必成縱隊發生摩擦。
武德章，江蘇邗江人，中華民國陸軍中將。 早年入南京陸軍小學、河北陸軍學堂、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
李銘鼎聞訊趕緊返回碭山，向李長江等說明真相，曉以大義，予以制止；陳誠亦命令粟裕、王必成等停止向碭山進攻。
這次由武德章制造與挑起的事件平息后，李銘鼎與陳誠再次會面，雙方坦誠交談，再次達成協議，決意聯合抗戰。
1940年春，李銘鼎還熱情接待了中共中央特派員陳同生等三人，并派人予以精心保護。經多次會談，兩下意見取得一致，達成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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