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信義，這位曾兩度出任關東軍司令官的“日本元帥”，在日本侵華歷史中扮演著極不光彩的角色。他活躍于日本對外擴張的關鍵時期，其軍事行動與決策對中國造成了巨大傷害。第一次擔任關東軍司令官期間，他大力推動日軍在東北的侵略布局，妄圖將東北從中國分裂出去。再度上任后，更是變本加厲，指揮日軍進一步擴大在華軍事行動，殘酷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武藤信義代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瘋狂與殘暴，他的所作所為是日本侵華罪惡歷史的一部分，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災難，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反思。
陸軍大將武藤信義曾兩度出任日本關東軍司令官，這在其前是沒有過的，而在其后也只有菱刈隆一人，武藤信義在他第二個任期內，對其前任本莊繁時期的所有政策都進行了修正，并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東北的殖民統治，為了鞏固和拓展日本在中國東北攫取的利益，武藤信義秉承日本大本營的旨意，又將侵略的魔爪神向了熱河省，并成功地將熱河省納入了“滿洲國”的版圖。
此后日本又開始覬覦中國的華北，虎視眈眈地盯上了平津地區，中國軍隊不得不進行了英勇的長城抗戰，但最終還是被逼迫沿長城一線劃定了軍事分界線，因此武藤信義曾被日本媒體稱之為“滿洲的守護神”，但他在中國人眼中卻是“魔鬼的使者”。
武藤信義
武藤信義（1868—1933）是日本佐賀縣人，原本有望成為一個教師，但卻在日本軍國主義影響下從軍，1892年7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3期步兵科，曾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擔任步兵小隊長，是一個很早就侵略中國的“老鬼子”。
1896年12月，武藤信義考入陸軍大學校第13期，與菅野尚一、奈良武次、森岡守成等人同學，這一期共有41名畢業生，及至1899年12月21日畢業時，武藤信義獲得了首席，被明治天皇御賜軍刀。
武藤信義被分配至參謀本部任職，期間曾赴沙俄海參崴、敖德薩等地考察并研習軍事，由此成為軍中的“俄國通”，日俄戰爭期間，曾在近衛師團、鴨綠江軍擔任參謀，還曾在日本駐沙俄公使館擔任武官輔佐官，其在晉升陸軍大佐之后，曾先后出任參謀本部歐美課長、近衛師團步兵第4聯隊長及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等職。
1916年5月2日，武藤信義晉升陸軍少將，并出任第十八師團步兵第23旅團長，后被調回參謀本部，在日本出兵西比利亞期間，曾前往中蘇邊境地區刺探軍事情報，還在哈爾濱建立了情報機構，并出任哈爾濱特務機關長，這就是“武藤機關”的由來，可以說是日本在哈爾濱從事情報工作的鼻祖。
武藤信義
這一時期，武藤信義還在日軍第三師團司令部出任部附，輔佐師團長大庭二郎中將，當時第三師團駐屯在伊爾庫茨克，以干涉俄國的十月革命，并曾與蘇俄紅軍作戰，其后又作為參謀本部部附駐屯在鄂木思克。
1919年1月5日，武藤信義出任參謀本部第一部長，該部主管日本陸軍作戰計劃的制定和實施，因此也被稱之為作戰部，其時擔任參謀總長的是上原勇作大將，此人是大正中期和昭和初期日本陸軍的領袖，也是“皇道派”的創立者，在日本軍界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正是在其倡導之下，關東都督府被撤銷，并實行軍政分離，成立了關東廳和關東軍，因此可以說上原勇作是關東軍的締造者，武藤信義在其手下任職，為其日后晉升鋪平了道路，不久又轉任參謀本部總務部長。
1921年5月5日，武藤信義被晉升陸軍中將，并被外放出任第三師團長，但僅僅過了一年半，就于1922年11月24日被調回參謀本部，出任參謀本部次長，成為上原勇作的主要助手，輔佐上原勇作指揮日本陸軍作戰，上原勇作去職之后，武藤信義又輔佐了新晉參謀總長河合操大將。
1926年3月2日，鈴木莊六接替河合操出任參謀總長，武藤信義也于同日晉升陸軍大將，同時出任軍事參議官兼東京警備司令官，同年7月28日被調到中國東北，接替白川義則出任關東軍第五任司令官，他也是第一個以陸軍大將軍銜出任這一職務的將領。
武藤信義
1927年8月26日，武藤信義出任陸軍教育總監，全面負責日本陸軍教育，除了陸軍大學校直屬參謀本部直轄之外，其他軍事院校以及軍事教育，均由教育總監管轄，與陸軍大臣和參謀總長并列為日本陸軍“三巨頭”。
1932年5月15日，日本海軍十幾個青年軍官與陸軍候補生預謀刺殺了第29屆首相犬養毅，史稱“五.一五事件”，武藤信義受此事件影響而引咎辭去了教育總監一職，并于5月26日再度出任軍事參議官這一虛職。
1932年8月8日，武藤信義再次出任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并于當年9月15日又兼任了關東廳行政長官及駐滿洲國特命全權大使，以一身兼任三職，開始執掌“滿洲國”的軍事、行政、外交等一切大權，成為大權在握且一言九鼎的“太上皇”，并與偽滿洲國總理鄭孝胥在長春簽訂了《日滿議定書》，由此日本正式承認了“滿洲國”的存在。
武藤信義與鄭孝胥簽訂《日滿議定書》
老奸巨猾的武藤信義，對待傀儡皇帝溥儀的態度，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親善”有加，每月逢一之時，即每月的1日、11日和21日，都要前往勤民樓拜會溥儀，而每次見面時，都以年過花甲之身，向尚不滿30歲的溥儀鞠躬致敬，并且是面帶微笑，話從口出時必恭敬稱之“閣下”，讓溥儀深感“溫暖”，“有一種得天獨厚的感覺”，二人這種“推心置腹”的晤談，經常長達二三個小時，往往讓隨從的官員和警衛等得焦躁不安。
武藤信義拜會溥儀
在武藤信義這種“親善”的外表之下，卻隱藏著不可抗拒的權威，他不斷向溥儀灌輸日本國的強大以及侵略滿洲的“正義性”，而當溥儀提出一些具體要求時，又往往是顧左右而言他，常常搞得溥儀不好意思再提，但武藤信義在溥儀心中的形象卻有增無減，被眼前這個白發長者徹底征服，“確實像一個神似的那么具有威靈。”
武藤信義不滿足于僅占領東北三省，開始籌劃將熱河省劃入“滿洲國”的版圖，并于1933年2月21日組織關東軍侵犯熱河省，熱河戰役由此打響，但士氣低落的東北軍還是節節敗退，省會承德很快失守，不久熱河全境徹底淪陷，整個東北均淪陷于日本關東軍之手，一部分東北軍和東北抗日民主聯軍轉入了游擊戰，伺機與關東軍薄弱之敵激戰，不少愛國志士也都企盼著“打回東北去”。
武藤信義與溥儀等官員合影
日本在占領中國東北四省之后，又開始覬覦中國華北，直取北平和天津的態勢十分明顯，借以逼迫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以使“滿洲國”的國際地位合法化，中國政府當然不能主動放棄東北的主權，因此不斷將軍隊調往在山海關長城一線，由此拉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
中國軍隊在長城抗擊日軍
1933年3月至5月，二十多萬中國軍隊集結在長城的義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英勇抗擊日本關東軍的進攻，但由于敵方裝備精良且訓練有素，不斷攻破中國守軍的防御陣地，長城沿線一些重要隘口還是逐個失守，致使平津地區陷入危機之中，迫使國民政府在華北地區最高領導人何應欽，派出談判代表熊斌與日本談判代表岡村寧次簽訂了《塘沽停戰協定》，確定長城一線成為中華民國與“滿洲國”的軍事分界線，而該協議的簽訂，實際上等于默認了日本侵占東三省和熱河省的合法性，鞏固了日本在華攫取的利益，同時也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日后全面侵略中國的野心。
中日雙方簽訂《塘沽停戰協定》
1933年5月3日，功勞大大的武藤信義被授予元帥稱號，元帥并不是日軍的正式軍銜，而是一種榮譽稱號，只有參謀總長、陸軍大臣和教育總監都當過的重量級高級將領，才有資格被授予元帥稱號，而武藤信義只是當過教育總監和參謀次長之職，原本是不符合授予條件的，但卻在老前輩上原勇作元帥和陸軍大臣荒木貞夫、教育總監林銑十郎等人的鼎力支持下，以及他在滿洲國任上立下功勛的加持，竟然問鼎元帥稱號成功，而且是自1921年上原勇作封帥之后，第一個問鼎元帥的陸軍大將，并且是第一個被裕仁天皇賜予元帥軍刀和元帥徽章的陸軍大將。
武藤信義
福與禍從來都是相伴而生的，武藤信義最終還是樂極生悲了，在他封帥的兩個多月之后，即1933年7月27日，就因黃疸病猝死在新京（長春）關東軍司令部的官邸內，其靈柩被他的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少將護送回東京安葬，被追授勛一等旭日桐花大授章，并于8月6日追封男爵，而此前還曾獲得功三級、功二級及功一級金鵄勛章。
關于武藤信義之死，歷來有人提出質疑，大致存在三種說法，一說黃疸病致死；二說死于猝死；三說剖腹自殺。但無論是哪一種說法，武藤信義都是死于關東軍司令部官邸之內，這是基本事實。
近100年之前，黃疸病是否能夠令人短時間死亡，甚至連送醫都來不及，這需要職業醫生做出判斷，而說武藤信義剖腹自殺，實在是缺少自殺的動機，最可信的還是猝死一說，因突發疾病而猝死于關東軍司令部官邸內，這是比較符合邏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