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瀾壯闊的人民軍隊歷史長河中，有一支從塔兒山走出的英雄部隊——“雷鋒團”。它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和光輝的戰斗歷程。塔兒山見證了這支部隊的成長與蛻變，賦予了其堅韌不拔的精神內核。“雷鋒團”不僅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沖鋒陷陣，為國家和人民立下赫赫戰功，更因雷鋒這一偉大精神坐標而熠熠生輝。雷鋒在這支部隊里鑄就了不朽的精神豐碑，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官兵傳承紅色基因，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如今，“雷鋒團”依然以昂揚的姿態，在新時代的強軍征程中續寫新的輝煌。
原沈陽軍區工程兵10團是雷鋒生前所在團。雷鋒在這支英雄團隊里得到鍛煉升華，成長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工程兵10團因培養了雷鋒而聞名于世，被人們親切地稱譽為“雷鋒團”。
“雷鋒團”是從塔兒山走出來的英雄部隊，“雷鋒團”的前身是成立于1947年9月的襄陵獨立團，而襄陵獨立團則是以襄陵抗日游擊隊為基礎組建的。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讓我們重新回顧那段血與火的歷史，對崇敬先烈、學習英雄，提高黨性、堅定信仰，是很有意義的。
雷鋒
臨危受命，創建抗日游擊隊
1939年“12月事變”發生后，213旅奉命向太岳根據地轉移。
程谷梁是陽泉市下蔭營村人。抗戰爆發后不久，就受黨的委派到汾城縣工作，擔任中共汾城縣委第一任縣委書記，領導全縣的抗日救亡工作，后調任山西新軍政衛二支隊政治部組織科長與二一三旅政治部主任，勇敢堅定、足智多謀，在汾城一帶和二一三旅享有很高威望。他直接參與和見證了二一三旅的創建和發展。
山西新軍二一三旅創建于1939年6月，其前身是山西政治保衛二支隊。它是中國共產黨根據山西抗日斗爭的特殊形勢，按照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汾城、襄陵、鄉寧、吉縣、新絳、河津、稷山7縣抗日自衛隊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名義上隸屬于第二戰區序列，實際上是我黨領導下的一支新型人民抗日軍隊。這支人民武裝，認真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積極開展抗日反頑斗爭，在兩年多時間里，經歷大小戰斗200余次，消滅日偽、頑軍8000余人，在山西抗戰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1939年冬，國民黨掀起了全國規模的反共高潮，閻錫山充當急先鋒，一手制造了“晉西事變”（史稱十二月事變），妄圖消滅新軍。
1939年12月30日晚，閻錫山動用11個團的兵力，分兵四路，從南、北、西三方向二一三旅各陣地發起突然襲擊，事態十分嚴重。
在此之前，閻錫山對二一三旅主要軍事干部進行了暗算，在通知旅長郝玉璽同志到秋林開會返回途中，將其殺害；閻錫山的三十四軍以召開聯防會議為名，扣押了赴會的旅參謀長張煥同志。
危急時刻，程谷梁毅然承擔起指揮部隊的重任，在對閻軍進行頑強阻擊和有力反擊后，遵照上級黨組織指示精神，為了顧全抗日大局，保存有生力量，帶領二一三旅和由汾城、襄陵兩縣地方干部與地方武裝組建的獨立支隊，突破重圍，向太岳革命根據地轉移。
一夜之間，二一三旅連續突破汾河、同蒲鐵路和太風公路三道封鎖線，到達塔兒山下的上西梁、張纂一帶，集結后按既定目標繼續前進，接著又在段村附近受敵伏擊以及這次與敵遭遇。
第二天清晨，旅游擊支隊中隊長姚登山被緊急通知到旅部。程谷梁開門見山：組織上決定派你返回襄陵，利用本地人的有利條件，收集失散人員，發動群眾，組織地方武裝，開展游擊戰，獨立自主地進行活動！
姚登山又名姚忠，少年家貧，13歲由外祖父接濟才勉強上完高小，1938年1月參加山西新軍決死三縱隊，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被選送鄉吉特委黨員訓練班，畢業后先后被派往臨汾公安局和二一三旅工作。他20出頭年紀，長得高大魁梧，嗓門洪亮，眉宇間透著英氣，是個有勇有謀的人物。
面對滿懷期望的首長和在場的襄陵抗日縣長紀錦章，姚登山沒有絲毫猶豫，欣然接受任務。
“好啊！你回襄陵當‘土皇帝’去哇！”紀錦章詼諧地說。
之后，部隊繼續前進，1月中旬勝利到達太岳革命根據地，在沁源縣與決死一縱隊勝利會師。
姚登山則單獨一人返回襄陵縣的塔兒山區。
塔兒山又名崇山、臥龍山、大尖山，坐落于襄陵、臨汾、浮山、曲沃、翼城、汾城6縣交界處，其主峰海拔1493米，因始建于隋唐的山巔七級寶塔而得名。它西可控制汾河以東襄陵地區和汾城一角的同蒲鐵路與太風公路，北可達臨汾，南可至曲沃，是太岳根據地通往晉西南的門戶，有很重要的戰略地位。山區方圓四五十里，人口3萬多，境內溝壑縱橫，丘陵起伏，大大小小的村莊散落其間。姚登山的家就在塔兒山腳下的陳莊。
姚登山返回家鄉后，即開始了組建游擊隊的活動。他帶著借用本村郭清槐當閻軍排長時的一把寶劍，奔走四方，到處聯絡，尋找我方地下黨和失散人員，以及同學及青年積極分子。
首先，到張纂村找到李昆山 （李一楓），接著幾天時間又聯絡到李庭芳、陳祥云、祁家喜等八、九個人，大家集結在一起，斗志高昂，1月中旬，即成立了襄陵汾東人民武裝自衛隊，隊長姚登山，指導員李昆山。
“十二月事變”后的襄陵河東一帶地區，日軍漢奸氣焰囂張，十分猖狂；以韓青林（韓老九）為首的號稱千人的大股土匪，肆意掠行，奸淫擄掠，無惡不作；閻錫山也不時的派武裝特務到襄陵禍害百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急切盼望能有人民自己的武裝打擊敵人，保護群眾。
游擊隊一建立，人民群眾心情振奮，大力支持，紛紛取出他們收藏的蔣閻軍潰敗時丟下的槍支彈藥，獻給游擊隊。游擊隊得到的第一批武器有手槍一支（六輪子）步槍四五只，子彈、手榴彈一部分。姚登山用六輪子代替了那把寶劍。到1月下旬，游擊隊發展到了30人左右，步槍10余支。
到4月，自衛隊發展到七八十人，改名為襄陵人民抗日游擊大隊。
6月，游擊大隊擴大到一百六七十人，改名為襄陵人民抗日游擊支隊，下轄兩個大隊。姚登山擔任支隊長，上級黨組織派犧盟會鄉寧中心區委宣傳部長張靜波同志擔任政委。
隨著游擊隊的建立和發展，政權工作也開展起來。3月間，“十二月事變”時未隨軍轉移的原汾城縣政府秘書梁仰云，經汾東到太岳區，經臨襄河東縣委和游擊隊幾位負責人極力挽留，請他當了汾東辦事處主任。5月，根據太岳二地委指示，將辦事處改為襄陵汾東抗日縣政府，梁仰云任縣長。從此，“梁縣長”這一稱呼便傳遍了塔兒山區，留在了百姓口中。
游擊隊雖然處于敵后，四面皆敵，與上級聯絡隔絕，環境特別惡劣，斗爭非常艱苦，生活也十分困難，但始終正確貫徹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團結先進，爭取中間，孤立頑固，打擊敵人，堅持斗爭，使部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不斷得到發展。
抗日的烽火在襄東大地熊熊燃起。
游擊隊創建之初，便在塔兒山下開始了游擊活動，首先是打擊偽政權，鎮壓漢奸。
1月中旬，游擊隊在陶寺抓獲并處決了漢奸石燕子和張根喜。
1939年10月25日，（農歷九月十三），二一三旅五十八團政治部主任郭壽天率五十八團二營，奉命東渡汾河，到塔兒山一帶活動，為二一三旅向太岳區轉移開辟道路。
當晚夜半時分，部隊到達位于塔兒山下一條大溝里的橋兒上村宿營。便衣漢奸石燕子和張根喜向日軍告密并帶路，日軍500余人由臨汾、趙曲、史村三路集結，在拂曉時將我部包圍。在突圍中，郭壽天、組織股長王瑞和四、五、六連指導員等85人壯烈犧牲，副營長宋永昌、五連連長楊如桐等11人負傷，部隊被打散，制造了橋兒上大慘案（史稱“橋兒上事件”）。這一天，也成為二一三旅和襄東人民最悲憤、最難忘的一天。
上午十一時許，幾名戰士把石燕子、張根喜押到橋兒上村西死難烈士窯洞前跪倒，全體游擊隊戰士含淚肅立。
三孔窯洞里擺滿了烈士的遺體，空氣中依然彌漫著血腥的味道，兩個多月前那密集的槍聲還在耳邊震響，郭壽天——中共襄陵縣委第一任書記，那純樸熱情的面容仿佛還在眼前。姚登山沉痛地講道：“烈士們，安息吧！抓住了給日寇送情報的兩個壞蛋，今天要用他們的血祭奠你們的英靈。”講完，全體靜默，接著“叭，叭”兩聲，憤怒的子彈結束了兩個漢奸的性命。
事后，游擊隊以隊長和指導員的名義張貼布告，廣為宣傳。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在襄東傳開，人心大快，游擊隊的影響也隨之擴大。
游擊隊的建立和兩個鐵桿漢奸的斃命，讓日偽與漢奸非常恐懼和仇恨，經過密謀，策劃了一起抓捕姚登山及其家人的行動。
1940年2月初，趙曲據點日偽軍將姚登山一家老小6口抓到趙曲，逼姚登山父母勸兒子投降。兩位老人大義凜然，寧死不屈。敵人給姚登山寫信，以升官發財為誘餌，限期3天投降，否則將殺盡全家。姚登山復信，痛斥其卑鄙行徑，并把子彈裝在信封里，以示警告。在游擊隊召開的大會上，他表示：“鬼子抓了我全家，他要吃張口，要殺動刀，想叫我投降，是白日做夢！即使殺了全家，也要和他們血戰到底！”敵人見威脅利誘不能動搖姚登山抗日決心，只好將他家人放出。
4月初，游擊隊又處決了曾任汾東區區長、投敵當漢奸的鄧壽山（又名鄧大慶），在襄東再次引起震動，一些反動劣紳和漢奸心驚肉跳，群眾則拍手稱快，抗日熱情大增。
機動靈活，開展抗日游擊戰
游擊隊土生土長，指戰員基本上都是塔兒山百姓的子弟，與人民有著血脈相通的聯系。飽受日、偽、頑和土匪侵擾禍害的襄東人民，把游擊隊當成依靠與希望，主動為游擊隊提供食宿，送信帶路，站崗放哨，救護傷員，游擊隊也始終不負眾望，不畏艱險，英勇斗爭，保護群眾，與人民建立起了魚水般的軍民關系。
塔兒山
1940年1月下旬的一個夜晚，敵人突襲游擊隊常駐地安樂莊和上莊，撲空后，便在上莊隱蔽起來，企圖在游擊隊早上返回時悄悄捕獲。上莊村70多歲的亢老漢得知后，不顧個人安危，上到村邊老爺廟高地瞭望，觀察敵人動態，給我返回人員報信。早晨的8時左右，當老人遠遠看見姚登山和李庭芳、陳祥云3人正返回上莊時，即連連揮手示意，使他們得以脫險。
游擊隊從成立之日起，就按照游擊戰的戰術思想和原則，靈活多變地開展游擊戰，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常常使敵人摸不著頭腦，不斷遭到打擊。為了對付敵人頻繁地進攻和偷襲，游擊隊駐地常移，夜營地多變，有時一夜數變，甚至露營野外，使敵人摸不著規律，常常樸空，從未得手。
4月5日這天是清明節，夜晚游擊隊露營于陳莊村西北邊野外，次日早晨6點多鐘，當游擊隊準備集合出發到陳莊之際，偵察員和陳莊1名群眾跑來報告，說趙曲日軍與警備隊約幾十人，在下半夜到安李偷襲游擊隊，撲空后又到了張相，現在去了張纂。
姚登山馬上同幾個領導進行研究，認為敵人沒有準確情報，只是瞎摸亂碰，雖然武裝精良，戰術素質較高，但經一夜奔跑，處處撲空，既疲憊，又沮喪，士氣低落，現在可能在張纂吃早飯。而游擊隊雖然建立不久，缺乏訓練，武器少，質量差，但休息一宿，精力充沛，士氣旺盛，求戰心切，同時地形熟悉，又有群眾相助。通盤考慮我優于敵，有取勝的把握，于是決定襲擊敵人。
在進行了簡短的戰斗部署和動員后，游擊隊立即跑步前進，在陳莊、張相村北翻溝越野，隱蔽開進，直奔張纂。
8時左右，到了張纂村外，又兵分兩路，搜索前進，在小學校發現了正在準備吃早飯的敵人。
游擊隊突然發起進攻，槍聲大作，敵人慌作一團，急起抵抗，在大門口用拐把機槍向我掃射，游擊隊難以沖進去，敵我形成對峙。姚登山用學會的幾句日語向敵人喊話：日本兵繳槍不殺，我們優待俘虜等。
正激戰時，張纂村貧苦農民蘇隨生主動跑來，對姚登山說：“大門進不去，可以上到學校東房頂上，從上往下打，我帶路。”游擊隊當即留下二中隊一部繼續戰斗，其余繞到學校東邊，通過一低矮民房，上到學校東房房頂，居高臨下，槍彈齊發，手榴彈在院內開花，打得鬼子暈頭轉向哇哇亂叫，東跑西竄狼狽不堪，只能躲在房內胡亂開槍，盲目射擊，始終不敢出大門一步。
姚登山站在房頂上，一手持搶，一手拿旗指揮戰斗，戰斗又持續了半個多小時，敵人的抵抗越來越弱，槍聲也漸漸稀疏，游擊隊發現敵人正在逃跑。
游擊隊當即分頭沖進學校，院內到處是飯盒、鋼盔，血跡斑斑，狼藉滿地，四處搜索不見敵人。結果在西北角發現敵人挖了個洞，從洞里鉆出去逃跑了。游擊隊隨即出村尾追，敵人未敢抵抗抬著尸體、拖著傷兵向趙曲老巢狼狽逃竄。
張纂戰斗，是游擊隊對日軍一次大規模的襲擊戰，對當時氣焰極為囂張的敵人是一次沉重的打擊。游擊隊則鼓舞了士氣，得到了鍛煉，壯大了聲勢，群眾心情也十分振奮。
游擊隊不僅面對著兇狠的日軍和漢奸走狗，同時還要同韓老九一伙土匪進行周旋，打擊土匪，保護人民。韓老九名叫韓青林，是河南許昌城附近韓家莊人，原在國民黨十五軍當兵，后趁調防逃脫，收羅了散兵游勇數百人組織了一支土匪隊伍，取名“中華救國同盟軍”，自稱司令，駐在南山一帶，到處搶劫擄掠，奸淫婦女，作惡多端，周圍村莊常受其害，百姓對其恨之入骨。
2月下旬的一天深夜，安李村群眾楊德安報告，韓老九十來個人的一小伙土匪，到安李搶劫后準備次日返回南山。游擊隊當即出發，拂曉前埋伏在安李村外土匪必經之地，當早上土匪一行人進入我伏擊圈后，迅速開火，一陣猛打，土匪頓時慌亂一片，未敢抵抗，短短幾分鐘結束戰斗。土匪被擊斃2人，俘虜7人，1人跑掉。繳獲步槍8支，子彈數百發，奪回被搶的毛驢和糧食財物，救下了被抓的村民李洪娃等人。
韓老九受到打擊后并不死心，揚言要對游擊隊進行報復。不幾日，帶領土匪200多人到鴨兒溝、楊家莊、上西梁、張纂一帶搶劫騷擾。由于游擊隊和群眾已有準備，土匪所到之處，人物皆空，只得沮喪地返回駐地。另一匪首劉大麻子帶領30多人，從張纂撤回時，又在安李搶劫，可他萬萬沒想到游擊隊埋伏在距安李三里地的南坡兩邊，土匪一進入伏擊圈便遭到迎頭痛擊，擊斃10多人，10多人當了俘虜，劉大麻子只身一人逃回南山。
與此同時，游擊隊還開展了政治攻心戰。爭取瓦解韓匪的一個大隊，使其大隊長武振華率領百余人起義，在張相村召開了隆重的歡迎大會，接著開赴太岳根據地，改編為人民軍隊。
半年來，游擊隊殲日偽，除漢奸，打土匪，斗閻特，經歷大小戰斗五六十次，打得敵人心驚肉跳，游擊根據地不斷得到發展。
正當游擊隊不斷發展壯大之際，國民黨九十三軍一六六師于1940年6月突然進至塔兒山地區，在浮山槐念成立反共和日的“塔兒山設置區行政公署”。蔣軍玩弄花招，施加壓力，企圖吃掉游擊隊。為了保存實力，7月，游擊隊除留下部分人員堅持隱蔽斗爭外，不得不忍痛與當地人民告別，向太岳根據地轉移。
當游擊隊行至洪洞高村一帶時，遭閻軍和劉淼匪部夾擊，政委張波被捕犧牲，部分人員失散，姚登山、梁仰云等人輾轉回到太岳根據地。
游擊隊撤離后，襄東抗日活動進入了地下斗爭時期。臨襄汾東縣委按照黨中央制定的“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16字方針，采取靈活多樣的方法，與日寇、蔣閻軍進行堅決和巧妙的斗爭。他們有的經常摸到敵偽據點周圍寫標語，撒傳單；有的建立交通站，掩護和接送同志；有的打入敵內部傳遞情報，做策反工作。比如游擊隊參謀陳換章（后改名陳濤），在高村被劉淼所俘后趁機打入其內部，劉淼投降日軍后，陳換章先后擔任駐臨汾城的偽大漢義軍參謀長、司令，在敵營中堅持戰斗了5個年頭，為我黨我軍傳送了許多重要情報，曾受到黨中央的表揚。
英勇頑強，戰斗在格子網里
1941年5月，日軍發動的中條山戰役后，國民黨軍大部分退守黃河以南，閻軍東渡，蔣軍盤踞的地區又被閻軍六十一軍強占，并不斷向我太岳區進犯。1942年4月15日，由八路軍一二九師發起反擊閻軍的浮翼戰斗勝利后，7月，閻軍主力部隊被迫撤出汾東。8月，太岳區黨委決定，在塔兒山周圍的曲沃、襄陵、汾城、翼城和浮山5縣邊沿地區，建立曲襄縣，成立中共曲襄縣委和曲襄縣抗日民主政府。縣委書記張平（1943年4月解玉田任縣委書記，張平改任副書記，1945年3月姚登山任縣委書記），縣長梁仰云。
1942年9月，以由我爭取起義的閻頑公安隊為基礎，組建了曲襄縣抗日游擊大隊，由縣委書記兼任政委，縣長兼任大隊長。
1943年1月后，太岳區三地委陸續向游擊隊派來姚登山、王清川、周仕泰等黨政干部，特別是大家早盼的“老姚”回來后，按照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對游擊隊進行了整頓。經過整頓，游擊隊建立了黨的組織，淘汰了兵痞，補充了新兵員，不斷進行軍政訓練，使游擊隊的素質和戰斗力大為提高，不斷發展壯大，游擊大隊下轄兩個直屬中隊，三個區干隊，人員達到200人左右，配有機槍、沖鋒槍、步槍、手槍100余支。
此時，抗日戰爭正處在最艱苦的歲月。日軍在華北連續實施了5次“強化治安運動”，對其占領區、游擊區和抗日根據地分別實行“清鄉政策”、“蠶食政策”和“三光政策”，且規模一次比一次擴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對處于太岳抗日根據地邊沿區、各種勢力反復爭奪的塔兒山地區，日軍“掃蕩”和“蠶食”并用，企圖將這塊抗日游擊根據地摧垮。
當時在曲襄縣的襄陵河東一帶，日軍就建立了10多處據點。東起塔兒山，西至同蒲路，共駐扎了四條線。第一條線是東峰頂、塔兒山主峰、龍王廟；第二條線是段村、安李；第三條線是鄧莊、陶寺；第四條線是張禮、趙曲、鄧曲、史村。這些據點和周圍敵人駐守的點線之間距離皆不過一、二十里，它們縱橫交錯，形成了名符其實的“格子網”。
我曲襄游擊根據地的黨政軍民，就是在這樣的險惡環境中，夜以繼日與日偽軍博斗。
在敵人據點林立、鬼子漢奸活動猖獗的格子網里，曲襄游擊大隊在黨的領導下，以根據地做后方，以人民為依托，以我軍抗戰以來積累的經驗為借鑒，以一批經過鍛煉比較成熟的干部為骨干，沿著正確的方向起步，按照我軍的光榮傳統和戰斗作風進行建設，在戰斗活動中堅決執行游擊戰的戰略戰術，通過殘酷戰爭環境的考驗，成為一支英勇善戰、不怕犧牲、深受曲襄人民愛護的子弟兵。1982年，原曲襄縣委書記兼游擊大隊政委解玉田回憶中寫到：“曲襄縣抗日游擊大隊是一支‘格子網’里和敵占區鍛煉出來的人民子弟兵，它和曲襄縣人民建立了魚水相依的關系。在縣委的直接領導下，在姚登山、王清川、周仕泰同志親自指揮下，這一支土生土長的人民武裝，數量一天天壯大，戰斗力一天天增強……”
根據敵我態勢，游擊大隊把塔兒山地區原則上劃為山上（根據地）和山下（游擊區）兩部分，有事下山活動，無事上山整訓，駐地經常流動，數日一變或一日數變。在有敵情或執行任務時，常利用夜色掩護進行轉移或截敵活動，以出敵不意，讓敵人發現不了我之行蹤。這樣，就使我要打敵人，就可以打得上；敵人打我時，往往都會撲空。
一年來，游擊隊指戰員發揚英勇頑強、連續作戰的精神，與日、偽、頑作戰上百次，通過伏擊戰、襲擊戰、阻擊戰、偷襲戰、政攻戰和反“掃蕩”戰等一系列戰斗，沉重打擊了瘋狂的敵人，保護了人民，曾多次受到軍分區首長的贊揚。
戰爭年代，糧食是軍民賴以生存的基本物資，具有重要的戰略作用，是敵我爭奪的重要目標。游擊大隊在對敵斗爭中，始終把糧食斗爭放在突擊的位置。
一是通過戰斗打擊外出搶糧的敵人，在1943年夏、秋兩季，游擊隊一方面幫助抗屬和貧苦農民及時收割莊稼，組織群眾快收、快打、快藏；一方面頻繁激烈地進行反搶糧斗爭。先后在上西梁、東張、大鄧、張相、小梁、陳莊等村，阻擊多次搶糧的敵人，打退敵人，奪回了糧食。
杜甫在1943年6月24日的日記中記道：“昨晚一中隊集中在張纂待命。清晨未吃早飯，便接到敵偽軍一部正在上西梁搶糧的消息，全隊立即整隊前往攔截。截敵時，即令機槍班占領村東高地，掩護步槍班沖擊。射手牛清云一開槍，使將亂哄哄裝糧的敵人撂倒幾個。這時擔任警戒的敵人立即還擊，當牛清云抱起機槍邊打邊沖時，頭部中彈倒了下去，副射手狄青連便接過機槍，繼續射擊前進。在彈藥手張家子返身救護傷員時，隱蔽在坎下的老鄉，已把牛清云背了過來。各班沖進村時，敵人便丟下未裝車的糧食潰逃了。事后得知，敵人光尸體就抬走了3具。牛清云由于傷勢嚴重，經衛生員包扎后，立即往后方醫院送。他在昏迷中還嚷：‘敵人把糧食都搶跑，我掛彩算個裘。’后來得知，第二天下午，他在途中就犧牲了。
二是組織群眾奪回被敵人搶走的糧食。1943年10月的1天，姚登山指揮游擊隊掩護群眾，把安李村后廟日軍糧庫搶來的兩三萬斤糧食和食鹽、糖全部奪回運走。1945年正月二十一日晚，游擊隊與武工隊集中了5挺機槍和5個擲彈筒，向陶寺偽軍炮樓猛烈開火，造成大部隊攻打炮樓的架勢，掩護地下黨組織群眾，里應外合，將陶寺敵人5個糧庫的五六萬斤糧食全部奪回，分給群眾。
游擊隊還對敵人多次開展了破襲戰。在夜色掩護下，在同蒲路和敵人據點之間，由游擊隊小分隊佯攻，或隔斷附近敵據點，大隊帶領民兵實施破襲鐵路，割取電線，以破壞敵人交通道路，奪取資料為我所用。
“今晚大隊帶領民兵又下到同蒲沿線收割電線萬余斤。回駐地后，即派一個班，將日前所存之線一并護送到分區去，以修復我根據地被敵破壞的通訊線路。”杜甫1943年11月23日的日記中記述了1次偷襲戰的戰果。
從1943年夏季開始，全縣黨、政、軍、群團的干部，在縣委“一元化”領導下，齊心協力對敵人開展了強大的政治攻勢，游擊隊分排分班，保護干部夜間深入到敵占區和日偽據點附近召開群眾大會，散發傳單，揭露日軍“三光”政策、“蠶食”政策和“治安強化運動”的險惡用心，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通過政治攻勢，啟發了敵占區群眾的愛國心和民族自尊感，打擊了日軍囂張氣焰，取得了敵偽統治區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人心向我，偽政權變成了應付日偽、為我辦事的兩面派政權，對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起到了積極作用。
1943年秋的一天晚上10點左右，姚登山率領游擊隊摸進鄧莊據點。進鎮后，先將警戒布置好，用火力鎖住炮樓。隨即向偽軍喊話：“偽軍弟兄們，我是姚登山，向你們喊話，你們被包圍了，首先告訴你們不要開槍。如果開槍，我們就立即炸掉你們的炮樓。日本鬼子是免子尾巴長不了，要給自己留條后路……”臨走前，還告訴偽軍，為了應付日軍，等我們走后，你們可以打槍。游擊隊撤離后，果然槍聲驟起。起到了瓦解敵人的積極作用。
6月29日至7月1日，太岳區三分區還派來了日本反戰同盟的渡邊和山本兩位日本朋友，由游擊隊1個班掩護，到東峰頂據點近距離向日軍喊話，投送日文宣戰品，并且給曲襄縣各個據點的敵人都寫了信，幫助瓦解日軍，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時過不久，從塔兒山據點逃出一名日軍（朝鮮人），向我投誠。
小林是日軍設在鄧曲鐵路護路隊頭目。在小林要求鐵路周圍村莊成立護路自衛隊時，曲襄縣委和二區區委趁機派地下黨員和民兵加入各村護路隊，使之成為白皮紅心的人民武裝。他們巧妙地利用護路隊傳送情報，掩護和營救同志，鏟除閻軍特務，利用日閻矛盾，抗糧抗稅，并適時對小林進行策反，使之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就帶著妻子和女兒，打著太陽旗，由游擊大隊派人護送，到太岳根據地向我投誠。
神出鬼沒，游擊健兒逞英豪
杜甫同志曾任曲襄抗日游擊大隊一中隊指導員，離休前在中央廣播電臺工作。這位白發蒼蒼的抗日老戰士，完好地保存了自己1942年12月至1944年4月間所記的日記，詳細地記錄了當時戰斗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和過程。翻閱這份難得的戰史資料，能真實地感受到曲襄游擊大隊發展壯大的歷程和戰斗、學習、生活的場景，那一個個鮮活生動的戰例，似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在眼前徐徐上演。
1943年4月，游擊隊偵知，每當鄧莊逢集，安李、陶寺炮樓的日偽軍必出巢前往。掌握了敵人這一規律后，游擊隊決定在陶寺與鄧莊之間的小梁河組織一次伏擊戰。
小梁河實為小梁溝，東西走向，河槽寬百余米，溝兩邊地勢較高，既便于隱蔽，又便于射擊，是設伏的好地方。
4月8日，游擊隊在龍王廟進行了戰斗部署和戰前動員，在姚登山的帶領下，連夜下山，于9日拂曉分別進入陣地。指揮所設在溝北一個破廟里，一中隊埋伏在指揮所西側，二中隊在指揮所東側，太岳軍區二分區54團10營三連埋伏在王云村西高地，并派出一個班警戒趙曲、鄧莊、段村之敵，商定以鳴槍為號。
上午9時許，100多名日偽軍按預期撞入我口袋。前面由偽軍開路，10余名日軍走在中間，后邊又是偽軍，敵酋相馬明治郎中尉穿著長筒皮靴，騎著高頭大馬，腰掛指揮刀，耀武揚威地走在日軍中間。當敵人走下小梁河南坡，走到河槽中間地帶時，姚登山向隊伍傳令，放過前邊偽軍，專打中間的日軍。鬼子剛進入伏擊圈，只聽一聲清脆槍響，步槍、機槍一起射向敵人，手榴彈在敵群中爆炸。遭到突然襲擊的日偽軍亂做一團，四處逃竄。相馬隊長一邊八嘎呀嚕地嚎叫，一邊氣急敗壞地指揮還擊，游擊隊及軍分區戰士兩邊夾擊，勇猛沖殺，戰士楊天才一槍把相馬打下馬來，另一戰士迅速上前用刺刀在其屁股上刺了幾刀，相馬佯死，騙過游擊隊員而逃匿。在趙曲來援之敵到達前，戰斗結束，游擊隊迅速撤離。
這場戰斗，打死3名日軍，1名偽軍，打傷日偽軍10余名，俘虜偽軍2名，繳獲機槍1挺，步槍10余支，戰馬一匹，指揮刀1把，彈藥一批。我僅有一名戰士輕傷。
小梁河伏擊戰，是游擊隊成立以來，一次空前成功、影響很大的戰斗。直到今日，當地人們提起這次戰斗時，仍然津津樂道。
接下來幾個月里，游擊隊士氣大振，主動出擊，先后又組織了幾次伏擊戰和襲擊戰，對東峰頂、段村等據點和“掃蕩”根據地的敵人進行打擊。7月5日，游擊隊一部與五十四團一部組成一個分隊，由一中隊指導員杜甫帶領，在平頂山下設伏，對東峰頂據點到段村取給養的敵人1個班給予打擊，打死打傷敵人8名，我亦陣亡2人。8月初，姚登山帶領游擊隊30多名戰士，在東侯村外的廟里設伏，全殲段村據點外出的6名敵人，無一漏網。9月22日，游擊大隊二中隊與五十四團一部又在陳莊附近進行了一次成功的伏擊戰，斃傷，俘敵8名，繳獲步槍3支，截獲敵糧幾大車，我無一傷亡。
為了配合根據地軍民反“掃蕩”，10月7日深夜，游擊隊與五十四團三連趁張禮車站敵人防守力量薄弱，奇襲張禮之敵。在內線的策應下，先解決了敵人的哨兵，接著沖進去與敵人展開博斗，打死打傷日偽軍10多人，繳獲武器、彈藥和物資一批，我只輕傷數人。這次對敵占區腹地據點的奇襲，給敵人以很大的震動。25日夜，游擊隊又組織了一個精干小分隊在內線配合下，乘夜襲入安李敵據點，繳獲了一批物資后撤出。這兩次攻勢，逼已集中掃蕩太岳根據地的敵人調回一部分兵力來增加防守。
在日軍設置的格子網里，東峰頂、龍王廟和塔兒山主峰據點，猶如三顆釘子，插在我山上根據地中間，卡住了我曲襄縣與太岳后方根據地的通道。游擊隊和周圍群眾便采取各種打擊和圍困的方法，逼敵撤離。
龍王廟據點的敵人，被游擊隊神槍手孫金倉帶著游擊小組，在南凹山頭隔溝連打3槍，射殺1名日軍哨兵，日軍心驚肉跳，在圍困不久后就悄悄逃跑了。東峰頂的日偽軍，被游擊隊在平頂山下伏擊后，龜縮在據點內不敢出來，士氣低落，也被逼放棄了。塔兒山主峰上的據點，由于群眾不給它送水送糧，敵人喝不上水，吃不上飯，互相埋怨，陷入絕境，不得不撤走了。在不到1年時間內，拔掉了三顆釘子，我山上根據地連成了一片。
游擊隊神出鬼沒，幾仗下來，聲威大震，特別是姚登山，多次率部與日偽及土匪作戰，打得敵人聞風喪膽，在汾東威名遠揚，日偽軍稱他為“姚神仙”。
1985年9月，離休前在外交戰線工作的姚登山，回到久別的老家，參加襄汾縣黨史工作座談會，住在縣招待所里，聞訊趕來看望“姚政委”的老游擊隊員、老黨員和老干部絡繹不絕，許多襄東地區的群眾也紛紛前來，一睹當年“塔兒山游擊隊”隊長的風采。一個多星期里，招待所院內，每天人聲鼎沸，人群像走馬燈似的來往。
隨著抗戰勝利的日益臨近，閻錫山積極密謀向共產黨和八路軍搶奪勝利果實。1944年1月，由第二戰區總參議楊澄源、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璜率閻軍萬余人，經日軍指定的襄陵橋和史村橋再次東渡汾河，實施其所謂“開展汾東，收復失地”的計劃。
塔兒山地區被閻軍占領，曲襄縣黨政軍除留少數人堅持地下斗爭外，撤往太岳根據地。游擊大隊在完成了掩護黨政群機關的安全轉移任務后，便配合主力，參加了保衛后方根據地的多次戰斗，取得了很多勝利，但也受到不少損失。
閻軍二次東渡后，在周家莊設立了汾東辦事處，下轄國民兵團和愛鄉團兩支閻頑武裝，恢復了編村統治，大肆抓捕共產黨員，殘殺抗日軍民，向各村逼糧逼款。襄東大地，一時間又寒流滾滾，妖魔亂舞。
在嚴酷險惡的環境中，曲襄縣和縣政府仍然在領導著全縣的抗日工作。二區區委書記郭平留在襄東負責地下工作，許多黨員打入了日偽和閻頑內部，堅持敵后斗爭，設法掌握武裝，獲取情報，配合我軍作戰。縣委會駐在浮山縣蠶桑河村，定期召集地下堅持斗爭的干部匯報和研究工作。
曲襄縣抗日游擊大隊駐在洪洞縣東山、一邊學習訓練，一邊不時返回襄東打擊敵人。
洪洞縣距曲襄縣100余里，游擊隊經常不怕艱苦，不怕犧牲，繞過敵人的碉堡，穿過敵人的封鎖線，一夜急行軍，敵后奔襲敵人。有時去幾個班，有時去1個中隊，有時全體出動，時而襲擊敵人碉堡，時而打敵人的搶糧隊，時而打閻頑的汾東辦事處和愛鄉團、國民兵團。興光村襲擊日偽搶糧隊、處決鄧莊日偽便衣隊長王殿侯、新民村截擊閻軍運輸大隊、奇襲國民兵團南凹駐軍和三打周家莊等，都是有名的奇襲戰例，對日偽和閻頑以很大的打擊和震懾。
襄陵獨立團誕生，踏上新征程
1945年8月15日，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曲襄游擊大隊在姚登山的率領下，由太岳區返回襄東，阻擊閻軍東進。同月，曲襄縣委與汾城縣委合并為曲襄汾縣委，姚登山任縣委書記。
11月，解放襄東的戰斗打響。4天收復6個敵據點，襄東人民得到解放，塔兒山一帶成為鞏固的解放區。
12月，曲襄汾游擊大隊奉命開赴浮山縣梁家河，改編為太岳二分區警衛五團一營三連。
1946年4月，曲襄汾縣撤消，恢復襄陵縣建制。6月，因閻軍襲擾塔兒山解放區，戰斗頻繁，上級決定在襄東重建一支人民武裝——襄陵縣保安大隊。經批準，已晉級為主力部隊的原曲襄汾游擊大隊孫金倉、張鐵鈞、周兆榮等12人返回，成為保安大隊的建隊骨干。縣保安大隊100余人，下轄1個中隊，3個排。縣長梁仰云兼任大隊長，縣委書記姚登山兼任政委。
1947年9月，根據太岳區黨委和太岳軍區的決定，以襄陵保安大隊為骨干和基礎，同縣武工隊、公安隊和新參軍的老區民兵及翻身農民組建了襄陵獨立團，指戰員1000余人，在塔兒山區的安李村召開了隆重的成立大會，姚登山任團長兼政委。10月，襄陵獨立團奉命改編為太岳軍區十九分區四十五團，1949年4月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二軍一八五師五五四團。
這支部隊組建后，即踏上了艱苦卓絕的戰斗道路。在姚登山同志的帶領下，先后參加了臨汾戰役、晉中戰役和太原戰役、扶眉戰役、西北剿匪，川貴平叛等戰役。1951年7月，一部分官兵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在解放戰爭中，全團參加大小戰斗49次，斃敵1602名，俘敵7729名，繳獲了大量武器裝備，取得了輝煌戰績，同時有448名指戰員為國捐軀，7名同志榮立大功或特等功。王立學、崔生子作為英模代表于1957年10月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團集體被各級授予“發展壯大，越戰越強”、“機動敏捷”、“為民除害，名揚川西”、“歷盡艱苦，窮追到底”、“一員頂三員，功在黔東南”、“剿匪模范”、“萬難莫擋”等錦旗多面，為解放全中國建立了赫赫戰功。
1953年8月，554團經中央軍委批準改編為工程兵10團，劃為沈陽軍區工程兵部，開赴遼東半島。1960年1月8日，雷鋒入伍到工程兵10團，成長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
（作者：高建錄 山西省襄汾縣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