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裴昌會是一位值得銘記的人物。他的經歷從撤出陜西到川北起義，有著獨特而深刻的時代意義。當時的陜西，局勢風云變幻，裴昌會率部做出了撤出的決策，這背后是復雜的軍事形勢與政治考量。而他的人生轉折點在川北起義，這一抉擇展現出他對和平的向往與對正義的追求。在歷史的關鍵節點上，他以實際行動順應歷史潮流，脫離舊陣營，走向新道路，為國家的和平與解放貢獻了力量，其故事也成為一段見證時代變革與個人抉擇的傳奇篇章。
引子
＊本文摘自《濰城文史資料》第十四輯，作者裴昌會，原標題《從撤出陜西到川北起義》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1945年11月20日）裴昌會與夫人于西華合影
裴昌會
(1896一1992)山東省濰縣（今濰坊市）人，早年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陸軍大學。1927年后歷任國民黨政府軍第4師參謀長，7師團長、旅長、副師長、師長。1937年起歷任第九軍副軍長、軍長，第四集團軍副總司令，第一戰區副長官，西安“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第七兵團中將司令官。1949年12月23日在四川德陽率部起義。建國后，歷任國防委員會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業廳長，西南紡織管理局局長，重慶市副市長，第五、六屆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歷屆重慶市政協副主席。先后擔任民革中央委員，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主任委員、名譽主任委員和重慶市委副主任委員，民革中央名譽主席等職。第五屆、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92年3月22日在重慶病逝。
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授予裴昌會一級解放勛章
正文
兩條道路的抉擇
1947年10月底，胡宗南進犯陜甘寧邊區已經十個多月了。在這段期間內，胡宗南的部隊屢吃敗仗，折兵損將，疲憊不堪，遂決定留整編十七師困守延安、甘泉城外，其他部隊陸續抽回休整。延安指揮所撤銷，我也被調回，又接替了陶峙岳的潼關指揮所主任的職務（陶調新疆）。1948年2月，豫西洛陽二O六師被圍告急，胡叫我率隊東進支援。當時胡宗南的部隊概略位置是：在豫西——整一師在澠池、新安，整三十六師和騎兵第二旅在洛寧、宜陽，整六十五師在嵩縣西北地區，整三十師（欠三十旅）在盧氏、洛寧間地區；在關中——整二十九軍之二十七師、九十師主力在宜君，其中一個旅在洛川，整七十六師之二十四旅在宜川，整五十七師在麟游、舊永壽；在陜北晉南—整十七師仍困守原地，整三十旅在臨汾，警備旅在運城，其余部隊后調陜南、川西整補。就上述軍隊態勢說，把能機動的力量分離東西使用，很不利。2月下旬，宜川二十四旅被圍攻很急，整二十九軍之二十七和九十兩師主力前往應援。3月初，這些部隊都被解放軍相繼殲滅。胡宗南吃了這次大敗仗后，關中空虛，他的老巢西安危急，不得不把二〇六師丟在洛陽，聽其被圍消滅，把豫西部隊星夜撤回灣關以西，維持殘局，并把撤回的部隊編成第五兵團，叫我兼任這個兵團的司令官。這時，胡宗南的機動部隊僅有這個兵團的力量，應付關中方面作戰顯已吃力，從此只能在河以北澄城、蒲城、銅川等地區轉招架，已無還手之力了。
1949年春，胡宗南為了暫保西安的安全，后退在涇水河南岸布防，并在三原配備前進陣地。這一帶陣地在5月中旬被解放軍突擊，陷于瓦解，他不得已撤離西安，退踞鳳翔、寶雞以及渭河南之五丈原一帶，企圖憑借有利地形，節約兵力，爭取有一個喘息時間，整補部隊，并策劃建立川陜甘邊區根據地，再作最后掙扎。他的作戰方針是：第一線部隊保持機動，避免決戰，采取逐次抵抗手段，爭取時間，消耗敵人，待機轉移攻勢（這是老一套的公式用語）。胡宗南耍這一套鬼把戲，已早為他的左右親信所透露，實際上他的如意算盤是要入川西退，假道印度，逃亡臺灣。胡宗南在寶雞住了兩天，首先帶著他的看家本錢——第一軍（整一師，這時各整編師都恢復了軍的舊制）退曙漢中，留我在寶雞指揮三十八軍、五十七軍的一個師、六十五軍和九十軍，執行持久抵抗的任務。這時秦川產糧區既已放棄，小麥尚未成熟收割,部隊猬集山區，糧草補給倍感困難。尤其蔣幫集團的政治欺騙完全破產，經濟崩潰，雖然每月照例發給官兵薪餉，但“金元券”早已成了廢紙，市場拒用。官兵拿到“金元券”買不到東西，怨聲四起。因而軍隊所到之處，商店閉市，群眾逃避，軍紀愈加敗壞，更加加重了人民的災難。面對這種情況，清夜苦思，不能不引起良心的自譴。偏偏在這個時候，又來了一樁使我兩頭受氣的事情。事情是這樣的：甘寧青的馬家軍，因為胡宗南逃竄鳳翔、寶雞和陜南后，隴東和陜甘公路完全暴露，馬家的地盤立即受到威脅，為了鞏固他們的地盤，由馬鴻出面電蔣介石準令胡宗南部協同馬家軍恢復西安。這樁事既打亂了胡的原定計劃，而且胡宗南估計到自己的現有力量，即便恢復了西安，也難確保，如果自己付出一份犧牲代價，恢復了西安，再拱手讓馬家援去，更非甘心倩愿，只是蔣介石的命令不得不應付，而自己的面子也要勉強支撐一下，他們幾經磋商，總算達成了協議。于是，馬家軍沿陜甘公路傾巢東進，直撲咸陽；甘肅省主席郭寄嬌也把由該省保安團隊新拼湊起來的一一九軍開來，歸入五兵團序列，遂以一一九軍，三十八軍，六十五軍和九十軍，分由渭河南北向武功、周至之線推進。兩個系統的部隊各自指揮，第一線部隊也互不聯系，甚至馬家軍不允許去聯絡的官兵通過他的警戒線。這樣，怎能說得上協同作戰？迨至馬家軍在咸陽城廓受到挫敗，寶雞東進部隊也在武功、周至西之線道得阻擊不能前進。馬鴻逵因為他們的騎兵攻堅傷亡慘重，不時來電話，情急地詰問我：“你們的部隊為什么躲在后面不進呢？”更奇怪地說：“你們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威陽城廓所構筑的工事不撤除，硬叫我們來碰釘子。”這些蠻不講理的話，實在聽夠了。可是，胡宗南又在電話中說，馬家素來猾，不要上他們的當，嫌我過于遷就。兩頭受氣，令人憤懣。這些家伙互相猜忌由來已久，他們在利害關頭上，總是矛盾重重，無法解決的。
我為了避免他們在電話上的無聊糾纏，有時到住在寶雞的我的老同事李希三處攀談。他在1929年即到四十七師搞軍需業務，后來我任四十七師師長和第九軍軍長的時候，他都任軍需處處長。他對蔣介石賣國、反共、打內戰極表憤慨，曾于1940年在西安以“與八路軍有聯系”的罪名，為特務劫去，失蹤了半月多，經我幾次向胡宗南交涉，才被送回，經過這次波折，相互間的情誼更加密切了。我在極度困惑中，得同知己的故舊暢抒心懷，分外慰藉。我們追溯過去為反動派作幫兇，搞得國是日非，民不聊生，到頭來仍被他們猜忌歧視；認為在目前，反動政權即將垮臺，絕不能再走錯路和他們同歸于盡。他說革命為的是國家復興，民族的繁榮幸福，作為一個有愛國心的人，應該投到真正的革命陣營中去。中國共產黨是允許和鼓勵人們棄暗投明、立功自贖的。他并說，如果我相信的話，他愿意設法幫助。這些話是經過幾次談心說到的，現實的困損，不能不引起激烈的思想斗爭。我認識到：要么頑固地跟反動派走，只落得一個逃亡毀滅的結局；要么投靠黨和人民，爭取主動贖罪，走向新生。前者既非本愿，是死路一條走不得，我決心走后者這條光明的道路。于是，我鄭重地托付李希三同志設法進行，并約定如有消息請他和兵團部總務處長李梅村、軍醫主任馮子讓（都是四十七師老人）談轉，以免我們接觸頻繁惹起特務的注意。
二、鳳縣具體商討
在武功、周至西地區相持階段中，軍隊中有這樣的普遍反映：要采取攻勢，為什么第一軍不開來？要休整，我們總是打來打去，也輪不到第一軍打。官兵怨懟，軍心渙散，可見一斑。1949年7月中旬，解放軍發起攻勢，馬家軍在禮泉、乾縣一帶的部隊首先偷偷地回竄，我指揮的四個軍在深夜僅戰斗數小時，即完全或大部被殲。經在寶雞收容后，退守秦嶺和甘南徽、成兩縣以北高地。這時，我僅控制著一個五十七軍之二一四師（青年軍改編的），配備在秦嶺川陜公路上,但這種只擺樣子好看不中用的部隊一觸即垮，胡宗南才把第一軍開來接替了秦嶺的守務。兵團部駐鳳縣。
8月中旬，日夜盼念的李希三同志由天水穿越崎嶇山道來鳳縣會面，當夜即作具體商討。依據那時的軍隊情況，在秦嶺是第一軍，有該軍的一個師控制在鳳縣，它是胡的最親信部隊；左翼是六十五軍、九十軍的殘余部隊，而九十軍新換了一個不認識的周士瀛軍長，這個軍也是胡的基礎部隊之一（胡宗南的所謂“三大主力軍”，即第一軍、第三十六軍、第九十軍）。六十五軍李振部雖然不是蔣胡的嫡系，它是廣東余漢謀的舊部，但相處不久，不能貿然談這樣機密重大的問題。再分析兵團部內部情況，參謀、總務兩處和機要室，除兩處有極少數老人外，其余都是由胡的綏署調來的；直屬警衛、通訊兩營的干部也和處室的情形一樣。當面的解放軍方圖西上解決整個西北問題，對胡宗南部隊僅保持接觸監視。經一再研究，一時提不出發動的辦法來，但決心業已下定，毫無動搖，只等有利時機到來立即行動。李希三同志走路磨破了腳，暫時不能離開，雖然胡宗南在兵團部安排的耳目很多，但對李則知道是我的老軍需處長，意味著他刮的錢財不少，怕斗爭清算，逃避而來，也就沒有人注意和懷疑他了。直到我調換職務，才把李希三同志送出步哨線，期以再圖良機。
三、職務更調
1949年9月中旬，陶峙岳同志已在新疆率部起義，而甘肅省平涼專員周翔初以保定軍校同期同學關系，又由蘭州借用兵站機關電臺密本給我發來一份電報，電文大意是：“西北反動軍隊已基本解決，陶峙岳將軍業已率部起義，你應該當機立斷，效法陶的榜樣。”不消說，這樣的電報，機要室在送閱之前，早已轉給胡宗南了。胡本來對我不相信，再加上發生的上述事情，不能不對我有所提防。與此同時，李文在北京和平解放的時候，帶著他的幾個軍師長乘飛機也逃來漢中了。有一天，胡宗南來電話說，他已經請準把大巴山預備陣地的部隊編成第七兵團，想叫李文接替第五兵團，叫我到廣元任第七兵團職務。他并說：“你一向在前方太辛苦了，到后方趕緊把這些整補部隊整理一番，也可以得到一個休息的機會。你的意見怎么樣？”這種鬼話，早就聽膩了，也是早已預料到的事。我答復：“這很好，就請李馬上來吧。”當天晚上，李文帶著兩個參謀來了鳳縣，他是第一軍的老人，對各軍師長都很熟悉，不用我來介紹；并議定原第五兵團部的整套人馬，由我帶走，他另新編一套，免去我的麻煩。這樣，就更簡單了。兵團部系一個純作戰指揮機構，不管軍的經理、衛生等業務，無所謂移交，只把當面的情況談一下，將部署要圖交給李文，就交接完畢了。為了避免這些軍師長前來送行的麻煩，翌日晨即利用兵站回空汽車移住廣元。
第七兵團所屬都是后調新整補和尚待整補的部隊，配備在大巴山山脈，東自通江縣東北之竹峪關起，經巴峪關、牢固關、碧口，西至武都。這些部隊的概略位置是：十七軍(欠十二師）在通江、南江，七十六軍在寧強東南，三十軍之二十七師在牢固關、白水街間地區，十七軍之十二師和騎兵第二旅在白水街及以西地區，六十九軍之一四四師在碧口、青川、平武，一一九軍在武都，九十八軍在巴中為右預備隊，三十八軍爾后由秦嶺撤回歸建，控制在廣元為左地區預備隊（左右地區隊主要依川陜公路為作戰地境劃分的）。據胡宗南說，這條預備陣地帶，是派出五百多人的參謀團經過半年多的時間縝密偵察確定的，并發動民工筑有強固工事，糧彈藥都有充分儲備。他又在吹扯謊了，其實，除牢固關左右地區構筑簡單工事外，其他地區連單人掩體都沒有，糧彈儲備更談不到了。這條防線很長，交通通信極為困難，各部隊守備的正面寬，運動不易，尤其軍隊建制零亂，而軍管經理，遠離軍部的師餉精裝備領運，更加不便。魯崇義的三十軍之二十七師在川陜邊界的牢固關，魯的軍部卻帶著它的三十師和一個空頭的六十七師番號在成都東南龍泉驛。這是胡宗南防范控制雜牌部隊的一貫手段。其他由他控制已久的部隊也要打亂建制，就不明白他用意何在？我本來想要作些小的調整，而胡主張部隊既已駐定，地形了解熟悉，不必調動。我也只有作罷，省事了之。
四、估計不足
1949年11月21日，胡宗南在秦嶺一帶的守備部隊開始撤退入川。12月初，第一軍首先到達廣元，蔣介石硬要星夜用汽車輸送到重慶去“保鏢”。胡的看家本錢被調走，當然不甘心，大發牢騷。其他第一線的部隊也陸續在成都、雙流地區集結，而三十八軍在最后于12月8日也到達廣元歸建。李希三同志隨三十八軍部隊同時來到廣元。根據當時情況，胡宗南既沒有在成都背城一戰的準備，也看不出有逃跑的跡象。經電話詢問綏署參謀長羅列，他很不自然地說，現在還在商量，沒決定嘛！而在廣元、成都間地區，住有孫元良的部隊和一些地方部隊，系統龐雜，秩序混亂。這時，大巴山部隊在第一線，又與胡宗南隔離南北；各軍師長對胡要西撒假道印度的企圖，早有所聞，尤其胡在由秦嶺撤退到成都集結時期內對大巴山部隊并未作過區處，他們怕丟下作殘留部隊去犧牲，大為不安。揆諸上述種種，的確這是我發動起義的好機會。但又考慮到，要保證這一義舉的勝利實現，必須先控制一部分可靠部隊，于是就計議到三十八軍了。我認為三十八軍系西北軍楊虎城舊部，這個軍的五十五師和一七七師除五十五師師長和少數干部由九十軍調來外，其余都是這個部隊的老人，他們曾在1936年冬發動“西安事變”，活捉過蔣介石，當然蔣想要報復，處心積慮地圖謀消滅這個部隊,因而他們恨蔣也經常溢于言表。這個部隊從我在1941年調四集團軍起，一直和他們在一起，情感很好，可以聽從我的主張。這個軍的軍長李振西雖系軍校六期畢業，但始終在這個部隊任職，而且他在“西安事變”時看管過蔣介石，常常說蔣、胡為此決不會信任他。李振西由一七七師師長升三十八軍軍長，曾要求我保薦他，也表示感激。兵團部參謀長李竹亭（西北軍楊部老人、前四集團軍參謀長）也表示他們曾談論過這樣的事，似有默契，并愿和李振西商談。我也就只向好的方面去著想了，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三十八軍上，遂決定李竹亭即去商談。可是他去了大半天回來說，李振西沒有不同意的表示，只說要考慮考慮。他又說，這種重大事情，不能希望一蹴而就。過兩天，南下的解放大軍即迫近大巴山防線，首先在牢固關方面發生戰斗，二十七師被迫節節南撒。雖然李竹亭繼續工作得非常努力，而李振西卻仍在遲疑拖延。由于對李振西情況估計未足，仍空寄期望，以致未能立即舉義。戰事通近廣元，兵團部不得已于15日轉移到劍閣縣城，留李希三同志在廣元聯絡。
五、再蹈前轍
兵團部到達劍閣縣城后，大巴山左右地區部隊也分別在巴中、旺蒼、蒼溪、劍門關、青川、中壩等地區集結（一一九軍在武都未動）。為了便于發動起義計，即以三十八軍之五十五師配備在兩河口、劍門關東西之線，右與交警總隊朱興汶部（臨時歸指揮的）聯系，三十八軍（欠五十五師）控制在劍閣縣城北。16日午李希三同志再來劍閣，經商討后，認為兵團所屬部隊離成都尚遠，容易控制，劍門關又系古代有名的關隘，形勢險要，在這個有名的險要關口起義，影響大些，我們商定后李希三同志轉回報告。但時機緊迫，不容許往返轉商，逐決定叫李振西來兵團部面談。我們談得很好，李振西表示絕對遵從，并說即回去同一些可靠干部說明，準備好再報告。
我們的密議剛結束的時候，胡宗南派五十七軍軍長馮龍率軍直屬部隊乘汽車來劍閣。據他說系胡叫他來了解前方情況的，又說要同兵團部住在一起。看他言語支吾，顯然是來監視我的。馮龍是隨李文由北京逃來的，也剛接任軍長，對這里的情況不了解,有驚惶的樣兒，我也想叫他走開，免生麻煩，即對他說，前方情況緊急，這些直屬部隊沒有作戰經驗，一遇緊急情況，容易混亂，我要在這里部署一下即去綿陽，他可以先到那里等我。這些話，正合他的意思，就馬上乘原車南下了。
這天，我坐等李振西的回話到深夜，僅聽到前方有零星槍聲，而李振西忽來電話說，右翼交警總隊已潰散，五十五師去向不明，情況很混亂，應當后撤一段距離再作區處。他說后電話即撤收了。同時城北城西也有密集槍火，再派人找李振西和他的隊伍也找不到了。在這樣暗夜混亂的情況下，兵團部只得哲退梓潼再作處置。到達后，由電臺聯絡知道李振西沿川陜公路西南側竄逃，他在暗夜中避開公路走小路亂，又不報告到達的地區，判斷這家伙居心叵測，別有圖謀。以后他不聽指揮，經中壩、安縣竄了山區茂縣，妄想茍延殘喘。當時兵團部僅有直屬部隊，而梓潼駐的地方團隊很多，混雜在一起，自衛大成問題，遂決定撤駐綿陽，另作計議。我總想多帶些部隊起義，才算得上立功，又要有絕對把握才發動。過于信任了李振西，對其為人沒有作深入分析，他一貫要兩面手法，未引起警惕，也沒有采取積極措施，以致再蹈前轍。這是由于我認人不明，警惕性不高，不夠果斷，實為產生這種事情的主要原因。
六、愿望實現
18日，兵團部撤到綿陽。在這里有馮龍的軍直屬部隊和九十軍接新兵的人力輸送團的一個營，同時駐白水街的十二師先遣三十六團也剛到達。胡宗南派三十六軍一二三師之三六七團正在向綿陽車運中。我想馮龍來既為監視我，應該將計就計地先把他牽住，并使其離開我的左右，遂對他說：“目前川陜公路兩側的部隊離這里尚遠，一時不能趕來（其實我沒有叫這些部隊趕來，如果都集攏來了，我的行動就不那么方便），你帶著軍直屬部隊、九十軍人力輸送團的一個營和剛報到的三十六團，先在綿陽涪江西岸占領陣地，暫時掩護一下，三六七團車運到后也歸你指揮。這時只有這個辦法了。”馮雖有難色，但也不能違抗，就很勉強地率隊出城布防。這樣，當然不符合馮龍所負的使命，也非其所愿，怎能有心思去指揮作戰？他暗地里扣留大批汽車，一有機會就溜走；之后，退羅江，再退德陽，總是跑在我的前面。
22日拂曉，我到德陽城北，馮龍早在那里等候，我故意詰問說，在前方指揮作戰的軍長，為什么退卻時老跑在我的先頭？他顯得很窘，不能對答，沉悶了一會兒，他說：“我新到職，又不是指揮五十七軍的隊伍，他們不聽話，實在沒辦法。你目前沒有一個得力的部隊，也不好應付，請一齊到成都去吧。”我嚴詞斥責說：“我不能放棄職責也跑到成都去，你要走，我不強留。”他聽到我叫他走的話，很高興，說了一句“我先走，請保重”。即匆忙地帶著軍直屬部隊、九十軍輸送團的一個營和三六七團乘汽車南下。馮龍走后，我也轉到德陽西北的孝泉鎮。這時各部隊的概略位置是：七十六軍在鹽亭，十七軍（欠十二師）在三臺以北，九十八軍在閬中南部間，三十軍之二十七師殘部、十二師之三十六團和三十八軍山炮營先后到達孝泉鎮，十七軍之十二師（欠三十六團）和六十九軍之一四四師到達綿竹縣以北，正向孝泉鎮急進中，騎兵第二旅在劍門關西戰斗后失去聯絡，一一九軍情況不明，三十八軍（欠五十五師）由中壩繼續西竄，五十五師在劍門關附近被消滅。
23日晚，李希三同志陪同一野的一位干部（穿便衣）到孝泉鎮，仍允許我作為光榮的起義，遂將呈毛主席、朱總司令的電文面交他們轉發，并電所屬部隊現地起義。之后，川陜公路以西部隊除失去聯絡的和亂竄的李振西部外，其余都先后來到孝泉鎮隨我起義。在武都的一一九軍也來電報告起義。川陜公路以東各部隊，九十八軍來電遵令在閬中附近停止，現地起義；七十六和十七兩軍雖復電響應起義號召，但仍向西南急進，經解放軍追擊部隊在三臺西勒令放下武器。李振西竄踞茂縣后，電臺仍有聯絡，本著黨的對殘余反動部隊非必要不用武力解決，以免地方遭受破壞的精神，再去電責令履行以前諾言，而李振西竟有這樣的復電，說要蔣介石、胡宗南意料不到他還會作一個效忠他們的人。這個跳梁小丑恬不知恥，無可言喻。直到1950年1月20日解放軍向茂縣進擊的時候，李振西的電報不斷拍來，一夜之間竟達二十多份，要求指示辦法，經請示解放軍十八兵團后，電令放下武器。這個部隊在21日遵令解除武裝。至此，我已把所屬反動部隊全部交給黨和人民，任務基本告一段落。不久，我也到了中江縣，各起義部隊也在三臺、中江集中，在軍事代表團的領導下，開始對他們進行整訓工作。這些起義部隊從此結束了反動的罪惡歷史，一般官兵在學習、改造的過程中走向光明的前途。
（本文原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集》第二十三輯）
資料來源:
《濰城文史資料》第十四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