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大案中的胡惟庸案，是明朝歷史上濃墨重彩卻又迷霧重重的一筆，它更是朱元璋屠戮功臣的開端。胡惟庸身為明朝開國功臣，一度位極人臣，擔任左丞相。然而，他最終以謀逆之罪被誅殺，牽連者達三萬余人。此案表面看似是胡惟庸結黨營私、意圖謀反，但深入探究，背后或許隱藏著朱元璋加強皇權、集中統治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王朝的權力博弈中，此案究竟是胡惟庸野心膨脹的必然結果，還是朱元璋精心策劃的一場布局？讓我們一同揭開胡惟庸案隱藏的真相。
洪武十三年，洪武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爆發。
胡惟庸是濠州定遠人，在朱元璋攻打和州時投奔了朱元璋。縱觀胡惟庸前期的仕途生涯，除了最初的兩年之外，他有近10年的時間都在地方州縣為官，有著豐富的地方治理才能和經驗，而這也是胡惟庸后來能夠擔任丞相長達7年之久的原因。可以這么說，胡惟庸是一個奸臣，但他卻并非是一個庸臣。
胡惟庸
朱元璋建立大明以后，沿襲了元朝的政治制度，設立中書省，并任命徐達為右丞相，李善長為左丞相。而明朝以左為尊，所以李善長在朝中的地位排在了徐達之前，再加上徐達長年征戰在外，所以中書省實際上就是李善長一個人的天下。
與此同時，胡惟庸也被朱元璋調回京城擔任了太常寺卿。到洪武三年，56歲的李善長由于年事已高，對處理政務明顯已經有些力不從心，所以他就推薦胡惟庸進入了中書省，擔任參知政事一職。
明初中書省的機構設置是這樣的，最高長官為左右丞相，其次是平章政事，然后是左右丞，再次就是參知政事。由于右丞相徐達不在京城，平章政事一職在常遇春病逝以后一直空缺，所以，胡惟庸進入中書省的時候，排在他前面的實際上就只有3個人，分別是左丞相李善長、左丞汪廣洋和右丞楊憲。
劉伯溫
不久，李善長申請致仕還鄉，朱元璋一時拿不定主意，由誰來接替李善長，于是他特地向劉伯溫征求，對中書省中三個能夠接任丞相人選的看法。性格剛直的劉伯溫對此毫不避諱，他認為楊憲雖然有能力，但是卻沒有丞相的器量。汪廣洋的見識太過狹隘，還不如楊憲。而胡惟庸就像是一匹劣馬，讓他做丞相，就好比是用駑馬拉車，不光拉不動大明這輛大車，搞不好還有可能翻車！
兩個月以后，在淮西集團的迫害下，楊憲被朱元璋誅殺，中書省就只剩下了汪廣洋和胡惟庸兩個人可供選擇。在經過反復的權衡以后，朱元璋終于決定放李善長歸鄉，然后讓徐達擔任左丞相，汪廣洋來做右丞相，胡惟庸則升任為左丞。
李善長走了，楊憲死了，徐達又“有名無實”，所以，擋在胡惟庸前面就只剩下汪廣洋了。正如劉伯溫所言，汪廣洋在升任丞相以后不久，他能力不足的缺點就逐漸暴露了出來。而與汪廣洋相反的是，胡惟庸事事處處都表現得異常積極，很快，朱元璋就覺得胡惟庸比汪廣洋更適合做丞相。
于是在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以汪廣洋無所建白為由，將他貶到廣東擔任行省參政，胡惟庸開始以左丞的身份主持中書省，到了七月，胡惟庸轉正升為了右丞相，至此，胡惟庸終于圓了他多年的丞相夢。
升任丞相以后的最初階段，胡惟庸的確工作非常努力，辦事也很小心謹慎，慢慢贏得了朱元璋的信任。然而，隨著胡惟庸徹底坐穩了相位，他開始變得驕橫自專起來，朝中生殺廢貶的事情，胡惟庸有時候不上報朱元璋，就擅自做了決定。六部呈給中書省的奏折，胡惟庸凡是看到有不利于自己的，就私自扣下藏匿起來。
而朝中的一些政治投機分子，也逐漸聚攏在胡惟庸的周圍，有些因為犯錯而被貶黜的武將，也開始走胡惟庸的門路。其中御史陳寧和中丞涂節更是成為了胡惟庸的心腹死黨。大權在握的胡惟庸，一方面大肆擴張勢力，把哥哥的女兒嫁給了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的兒子，使胡李兩家成為了姻親，另一方面打擊排斥異己，比如翰林院學士吳伯宗因為曾經得罪過胡惟庸，就被胡惟庸找借口貶到了鳳陽，其他受胡惟庸迫害的朝官，更是多達三十余人。
其實朝中并非沒有人發現胡惟庸的惡行，然而卻都攝于他的權勢不敢去招惹，不過有兩個人卻是例外，劉伯溫和徐達。二人不斷向朱元璋匯報胡惟庸的惡劣行徑，讓胡惟庸對兩人十分痛恨。洪武八年，劉伯溫重病臥床，胡惟庸帶著太醫前去探望，隨后劉伯溫病情加重，返回老家青田不久就去世了。劉伯溫之死，在明史中是個謎團，雖然很多人認為他被是被胡惟庸下毒害死的，但這種可能性其實并不大，之前介紹劉伯溫的時候做過詳細的分析，這里不再贅述。
在劉伯溫死后，胡惟庸開始對付徐達，他意圖收買徐達的家人福壽，讓福壽謀刺徐達，結果福壽卻并不買賬，并向徐達告發了此事，徐達因此躲過一劫。俗話說，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從胡惟庸妄圖謀殺徐達這位大明第一開國元勛來看，胡惟庸的胡作非為，已經到達了無法無天，有恃無恐的地步。
不過胡惟庸雖然惡行累累，但真正加速他滅亡的是意圖謀反。胡惟庸知道如果想要起兵造反，手里沒兵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胡惟庸開始有意識的拉攏武將，他首先將目標瞄向了吉安侯陸仲亨和平涼侯費聚。
陸費兩人都是大明的開國功臣，但此時卻都遭到了貶黜。陸仲亨是因為擅自乘坐驛車、勞役驛卒而被朱元璋懲罰；費聚則是因為沉迷于酒色而觸怒了朱元璋。胡惟庸通過重金利誘，讓陸仲亨和費聚最終投入了他的門下。然后，胡惟庸就授意兩人在外招兵買馬，以備不時之需。
此外，胡惟庸還派心腹明州衛指揮使林賢，以出海平寇為由，暗中和倭寇聯絡；讓元朝舊臣封績偷偷給蒙古人寫信，以向蒙古人稱臣為條件，請求北元與他里應外合。不僅如此，胡惟庸還豢養大量的亡命之徒，并找到親家李存義，讓他游說李善長幫忙收服朝中勛貴，承諾在事成以后，將淮西之地盡數封給李善長。李善長雖然沒有答應，卻給了胡惟庸一個很曖昧的回復，說自己老了，等他死了以后，讓胡惟庸他們再好自為之吧。
就在胡惟庸按部就班籌劃的時候，一場意外事件的發生，卻突然打亂了他的節奏。洪武十二年，胡惟庸的兒子在鬧市乘馬車疾馳，在慌亂之中不小心墜馬而亡，胡惟庸對此怒不可遏，將駕車的馬夫當場處死。因為胡惟庸的兒子本來就作惡多端，而胡惟庸又當眾處死了車夫，所以頓時引起了民憤。朱元璋得知以后，龍顏大怒，嚴令胡惟庸為車夫償命。這一下，胡惟庸害怕了，他立刻召集陳寧、涂節等心腹，讓大家準備起事。
然而，就在陳寧、涂節二人通知各處將領做好造反準備的時候，朝中又發生了一件事情。當年九月，東南亞的占城國派遣使者來大明朝貢，胡惟庸沒有上報朱元璋，而是私自接見了使者。這件事被中官上報給朱元璋以后，面對朱元璋的雷霆震怒，胡惟庸慌忙把責任推給了禮部。為了查實情況，朱元璋下令把相關官員全部收押審問，結果卻意外查出了涂節有變賣官家婦女的罪狀，在驚恐之下，涂節為了戴罪立功，于是就將胡惟庸意圖謀反的事情給供了出來。
順著涂節提供的線索，朱元璋很快查實了胡惟庸謀反的證據，于是胡惟庸案就此爆發。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殺掉了胡惟庸和陳寧等人，并誅滅了他們的九族。不過這起案件并沒有因為胡惟庸的死亡而宣告結束，由于胡惟庸被誅殺的太過突然，他的很多同黨其實并沒有暴露。例如，秘密為胡惟庸招兵買馬的陸仲亨和費聚；以平海寇為由領兵通倭的林賢，替胡惟庸給北元送信的封績；還有胡惟庸的親家、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等等。
洪武十八年，李存義被人告發，朱元璋看在李善長的面子上，沒有殺掉李存義，而是將他流放到了崇明島。洪武十九年，林賢通倭事發，林賢被滅九族。洪武二十三年，藍玉在北征時抓獲了封績。洪武二十五年，窩藏在李善長家的胡惟庸的家奴丁斌犯案被抓，供出了當年胡惟庸曾經想拉李善長下水，李善長雖然拒絕，但卻并沒有向朱元璋告發。朱元璋對此大驚失色震怒不已，最終李善長全家七十多口全部被殺，只有李善長的兒子李祺，因為是朱元璋的女婿，才僥幸得以免死。
隨著丁斌的不斷招供，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等20余位開國功臣全都牽連進了胡惟庸謀反案，朱元璋怒不可遏之下，開始舉起屠刀大開殺戒。最終，胡惟庸一案涉及公爵1人侯爵21人，無爵官員更是不計其數，所有株連被殺者合計達到3萬人之多，隨后，朱元璋命有司編纂《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
借著胡惟庸案這個契機，朱元璋一舉廢除了丞相制，胡惟庸也由此成為了我國歷史上的最后一任丞相，而其實這個結果，才是朱元璋發動胡惟庸的真正目的。朱元璋在總結元朝滅亡的經驗和教訓時，他認為元朝的滅亡主要是兩方面原因，一時皇室勢弱，二是臣子勢強。為了解決皇室勢弱的問題，朱元璋采取了大封諸王，然后為諸王建藩讓他們作為皇權的外援，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臣子勢強最集中的表現就是相權太大，所以廢掉丞相集中皇權就是朱元璋一直在謀劃的事情。大明剛剛建立時，由于朱元璋也是第一次做皇帝，他并沒有什么經驗，所以只好暫時沿襲元朝的官制，設中書省總攬政務，由左右丞相負責，下面再設六部，具體執行相關業務。簡單來說，就是皇帝管丞相，而丞相管百官。
用今天一個大家比較好理解的比喻，那就是皇帝相當于一個公司的董事長，而丞相就是公司的總經理，由于總經理統管公司的具體事務，所以他是有一定概率能夠架空董事長的。而這一點，又朱元璋絕對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要既當董事長，又要當總經理。
早在李善長做丞相時，朱元璋就想廢掉這個崗位，只是當時被被劉伯溫勸住了。因為李善長功勛卓著，在朝中威望極高，如果強行拿掉，很可能會引發朝局的動蕩。后來，李善長致仕，朱元璋原本想選用楊憲當丞相，然后再在適當的時候拿下楊憲，一舉廢掉丞相制。不過由于楊憲太過激進，他還沒當上丞相就被朱元璋提前干掉了。
朱元璋又選中了汪廣洋，汪廣洋雖然能力不強，但卻是個明哲保身的高手，讓朱元璋無處下手，只好將他貶出京城去了。于是，終于輪到胡惟庸了，在朱元璋下的廢相這盤大棋中，胡惟庸其實是第三枚棋子，也是最合適的一枚棋子。
畢竟丞相制度傳承了千百年，不是說廢就能廢掉的，否則會遭到文官集團的強烈反對，因為一旦廢掉了丞相制，也就等于斷送了文人們的終極夢想。所以，朱元璋花了七年時間，將胡惟庸高高捧起，捧到一個讓人人都對胡惟庸不滿的程度；然后再重重摔下，將胡惟庸，或者說丞相制摔倒一個萬劫不復的境地。
七年時間里，胡惟庸沒有辜負朱元璋的期望，他在朝中遍植朋黨，打擊異己，獨斷專行，但是這還遠遠不夠，因為假如這個時候處置胡惟庸，最多也就是處置他一個人而已，終于，膽大包天的胡惟庸開始策劃謀反，而這給朱元璋送上了最好的理由和借口。其實胡惟庸是不是真的會造反并不重要，因為只要他邁出了這一步，朱元璋廢相的這盤棋就可以收官了。
在冷眼旁觀胡惟庸作死的這七年期間，朱元璋并沒有閑著，他從洪武九年開始，就先著手對地方官制進行了改革，下令廢除了行中書省的設置。將全國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陜西、湖廣和山西等十二行省，都改作承宣布政使司管制全省政務，設置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地方司法，由都指揮使司統領地方軍務，把原來行省的權力，一分為三，軍、政、司法三權分立，三司各司其職，互不干擾，直接對皇帝一人負責。布政司以下的行政機構，也簡化為府、縣兩級，任命權也歸于皇帝，實行一長負責制。
在完成地方改制以后，朱元璋終于對胡惟庸下手，洪武十三年在殺掉胡惟庸以后，朱元璋就順勢罷黜了中書省，廢除了丞相制，然后將原本中書省的權力分給六部，六部尚書也隨之升到了正二品。六部之間互不相擾，全都直接向皇帝負責。此外，朱元璋為了更好的控制軍權，又將節制中外諸軍事的大都督府一分為五，為中、左、右、前、后五軍都督府。碰到戰事，元帥則由皇帝親自任命。至此，朱元璋將全國軍政大權集于一身。
隨后，朱元璋進一步擴充監察機構，擴大監察職權，于洪武十五年設置都察院，與刑部、大理寺并稱為“三法司”。設立錦衣衛，進一步加強對天下臣民的監控。最終，明代的官制，經過朱元璋的全面改革，已經迥異于漢、唐，最突出的一點是政皆獨斷，一切權力歸于皇帝一人之手，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