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晉時期的重要思想理念。名教強調以儒家倫理綱常為準則來規范社會與人們的行為,而“越名教而任自然”倡導超越名教的束縛,回歸到自然本真的狀態。在當時社會動蕩、禮教壓抑人性的背景下,這一思想宛如一股清流,鼓勵人們遵循內心的真實感受,追求自由與個性。它反映了那個時代文人對傳統秩序的反思與對新精神境界的探尋。
1、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三國魏嵇康,阮籍提出的哲學美學命題。“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這句話意思是:“還有我常常要說一些非難成湯、周武王和輕視周公、孔子的話,超越儒家的各種倫理綱常束縛,任人之自然本性自由伸展。”
2、在魏晉名教與自然之辯中,嵇康雅好老莊,鄙視世俗,放逸山林,以近似狂猬之態度,“非湯武而薄周孔”(《與山巨源絕交書》)。棄“名教”而獨舉“自然”,實際上是放棄違逆自然人性的“名教”,但對符合人性積極進取的“名教”精神則有所保留。阮籍亦持此論,在《大人先生傳》中指出“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者,何也?由“六經”所定之典章、名教也。兩者皆提倡順應自然本性,不顧及社會的清規戒律,不理會社會的褒貶評價,這即為“心無措乎是非”,即使顯為怪誕,亦是性情所具.這種自然觀直接影響了他們的音樂美學思想,同時對魏晉山水畫、游仙詩的興起、放誕逍遙審美人格的形成皆有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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