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作為我國第一部紀(jì)傳體斷代史,在史學(xué)界占據(jù)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作者班固,字孟堅,乃東漢時期杰出的史學(xué)家、文學(xué)家。他出身史學(xué)世家,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博學(xué)多才。在父親班彪《史記后傳》的基礎(chǔ)上,班固傾畢生精力著成《漢書》,詳盡記載了西漢一朝的歷史變遷。其嚴(yán)謹(jǐn)?shù)闹螌W(xué)態(tài)度與卓越的史識,讓《漢書》成為后世研究西漢歷史的重要文獻。
1、《漢書》《漢書》的編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fēng)安陵(今陜西咸陽東北)人;“自幼聰敏”,“九歲能屬文,誦詩賦”;成年后博覽群書,“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由于《史記》只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因此,當(dāng)時有不少人為它編寫續(xù)篇。據(jù)《史通·正義》記載,寫過《史記》續(xù)篇的人就有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書名仍稱《史記》。班固的父親班彪(3—54)對這些續(xù)篇感到很不滿意,遂“采其舊事,旁貫異聞”為《史記》“作《后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僅二十幾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決心繼承父業(yè),完成這部接續(xù)《史記》的巨作——《史記后傳》。就在班固著手編撰《漢書》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書,告發(fā)班固“私改作國史”。皇帝下詔收捕,班固被關(guān)進了京兆監(jiān)獄,家中的書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擔(dān)心他受委屈而難以自明,便上書,在漢明帝面前申說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將其書稿送到朝廷。漢明帝了解情況后,很欣賞班固的才學(xué),召他到校書部,任命他為蘭臺令史。蘭臺是漢朝收藏圖書之處。蘭臺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圖書是其職責(zé)。
2、我們批評《漢書》內(nèi)容,同時就該批評到班固這個人。書的背后必該有人,讀其書不問其書作者之為人,決非善讀書者。諸位不要認(rèn)為書寫出便是。如他寫了一部歷史書,他便是個史學(xué)家,此固不錯。但我們也得反過來看,因他是個史學(xué)家,才能寫出一部歷史。而且我們也不要認(rèn)為每一作者之能事,盡只在他寫的書上。孔子之為人,不能說專在寫《春秋》。周公之為人,也不能說專在《西周書》里幾篇與他有關(guān)的文章上。司馬遷寫下了一部《史記》,但盡管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記》里不能寫進去。我們要根據(jù)《史記》來了解司馬遷一個活的人,若我們只讀《史記》,而不問司馬遷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記》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們來講人的話,則班固遠不如司馬遷多了。在后代中國,唐以前多看重《漢書》,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記》。鄭樵《通志》里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xué)術(shù),專事剽竊。”在《文選》里班固有《兩都賦》、《幽通賦》等,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但若說他“全無學(xué)術(shù),專事剽竊”,那話或許講得過分些。寫史當(dāng)然要抄書,太史公《史記》也何嘗不是從舊史料中抄來。《漢書》最后一篇《敘傳》,正是學(xué)《史記》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寫書歸之其父之遺命,即在《報任少卿書》中亦然。而班固的《敘傳》卻并沒有講到他父親,說他自己的《漢書》只是承續(xù)父業(yè)。有人為班固辯護,在《漢書》里也曾稱到他父親,而稱“司徒椽班彪”。看這五字,便見與司馬遷不同。司馬遷稱他父親為太史“公”,不直稱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見是司馬遷之尊親。而班固稱他父親便直呼“司徒椽班彪”,這可說是班固的客觀史筆嗎?班固寫《漢書》,或說開始固是繼續(xù)著他父親的寫下,后來則是奉了朝廷詔旨而寫,因此他不能說我這書是繼續(xù)父親的,這也是強為辯護。無論怎么講,總覺得班馬兩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繼承父業(yè),而把父業(yè)抹去了,在他《敘傳》里沒有大書特書地把他父親寫出來,單拿這一點論,鄭樵稱之為“浮華之士”,實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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