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號周刊#
在南昌市中山路西端的“八一”南昌起義總指揮部舊址內，靜靜坐落著一座承載著厚重歷史的場館——“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那門楣上懸掛的金匾，乃是陳毅元帥于1957年親手題寫，筆力雄渾，仿佛在訴說著往昔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當你踏入館中，目光所及之處，滿是與南昌起義緊密相關的雕塑、珍貴展品，每一件都像是時光的使者，默默講述著那段充滿熱血與激情的記憶。南昌起義，在中國革命歷史的長河中，宛如一座巍峨的豐碑，它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開端，具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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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館內，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紀念館的主雕塑。這座雕塑共有2組12個人物，生動地展現了南昌起義的宏大場景。前面的5人各自有著獨特的象征意義，深刻反映出起義的五個關鍵特征：一人高高舉起紅旗，那鮮艷的紅旗在雕塑中獵獵作響，仿佛在風中舞動，它象征著武裝斗爭的開始，是革命力量奮起反抗的鮮明標志；一人高舉手槍，那緊握的手槍仿佛還帶著余溫，象征著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這一槍，猶如劃破黑暗夜空的閃電，震撼了整個中國；一人舉著馬燈，昏黃的燈光在雕塑中閃爍，它不僅象征著起義的具體時間，更寓意著革命火種的點燃，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一人吹著軍號，嘹亮的號聲仿佛穿越時空，在耳邊回蕩，象征著革命的號角已經吹響，激勵著無數仁人志士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一人舉槍招手，那堅定的手勢仿佛在召喚著更多的人加入起義的隊伍，象征著對起義的號召。而后面的7人緊緊跟隨，他們步伐堅定，神情堅毅，象征著起義的追隨者們，以及起義隊伍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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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建軍95周年的重要時刻，就讓我們以館內的雕塑和展品為線索，一同追溯南昌起義那段波瀾壯闊的建軍故事，探尋那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為什么是在南昌
時光回溯到1927年，當時北伐戰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革命形勢看似一片大好。然而，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汪精衛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這兩場政變如同一記記重錘，徹底打破了革命的平靜。國共兩黨徹底決裂，共產黨員遭遇了殘酷的大屠殺和大逮捕，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敗。一時間，中國大地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革命的前途變得黯淡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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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危急存亡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面臨著艱難的抉擇：何去何從？當時黨內存在著不同的主張，有人主張東征攻打南京，試圖以武力奪回革命的主動權；有人主張西退四川，利用四川的地理優勢建立根據地；還有人主張南下廣東，穩住已有的革命根據地。1927年7月中旬，中央經過深思熟慮，定下了“立即決定民眾武裝暴動的新政策，規劃湘鄂贛粵的四省秋收暴動的計劃”以及“集合我們的武力，依張發奎回粵發展”的戰略。
隨著戰略的確定，中國共產黨和革命武裝力量開始不斷在南昌、九江一帶匯聚。此時，張發奎卻迫不及待地催促葉挺、賀龍部隊進行暴動。然而，革命的前路依然充滿了不確定性，形勢十分嚴峻。如果不起義暴動，革命的武裝力量勢必會被解散，這將是中國革命的巨大損失。
北伐時期的張發奎
為了應對復雜的局勢，中央派遣李立三、鄧中夏等人先期趕往九江。他們此行肩負著兩個重要任務：一是接應中央撤退至上海，確保中央的安全；二是考察張發奎的“回粵運動”，以便制定更為合理的革命策略。然而，他們并沒有將全部精力放在撤退事宜上，而是一心思考如何發動起義。
他們在九江召開了會議，對當前的形勢進行了深入分析。經過認真討論，他們認為與張發奎一起搞起義，成功的可能性并不高，而且張發奎的態度搖擺不定，難以捉摸。此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決定施行土地革命，將工作重心放在農村。在這種情況下，再選擇“占領城市”的策略，遲早會與張發奎走向決裂。
基于以上考慮，他們提議在南昌、九江一帶就地發動起義。而促使最終選擇在南昌發動起義，主要有以下幾個重要因素：
其一，葉挺、賀龍的部隊先后因為東征的調動，開赴到九江。這兩支精銳部隊的到來，為起義提供了強大的軍事力量支持。
其二，朱德秘密返回南昌，他領導的第3軍軍官教育團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隊確定參加起義。朱德在南昌有著深厚的人脈和影響力，他的加入為起義增添了重要的砝碼。
其三，周恩來前往九江考察后，認為雖然九江群眾基礎良好，但水域較多、腹地較小，部隊回旋、撤退的空間有限。這對于一場大規模的起義來說，是一個不利因素。
其四，南昌距離九江僅100多公里，地處內陸，腹地遼闊。反革命武裝難以快速趕來，而且南昌的群眾基礎也十分不錯，這為起義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地理和群眾條件。
其五，南昌守城兵力僅有6千余人，而我方預定起義部隊有2萬多人，力量對比優勢明顯。在這種情況下，發動起義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綜合以上因素，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最終果斷決定，在南昌發動起義。
南昌起義的領導者們
走進紀念館，有一座名為“一代英豪”的雕塑格外引人注目。從左至右，分別是劉伯承、葉挺、周恩來、賀龍、朱德。這五位杰出的領導者，代表著南昌起義的主要力量，他們在中國革命的歷史舞臺上，書寫了壯麗的篇章。
劉伯承、葉挺、周恩來、賀龍、朱德
嚴格來說，發動南昌起義共有三大組織。其中，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澎湃組成前敵委員會，周恩來擔任書記。前敵委員會是中央在領導某一地區的武裝起義或重大戰役時，設立的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它肩負著指揮起義全局的重要使命。
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
在起義部隊的指揮機構中，賀龍擔任起義總指揮兼20軍軍長，他指揮若定，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葉挺擔任起義前敵總指揮兼第11軍軍長，他作戰勇猛，是起義部隊的中堅力量；朱德率領南昌市公安局部隊，負責牽制敵方將領，為起義的順利進行立下了汗馬功勞；劉伯承任軍事參謀團參謀長，他足智多謀，為起義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指導。他們所領導的部隊共計2萬多人，成為了南昌起義的主力軍。
南昌起義部隊戰斗序列
然而，在起義的籌備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波折。有一人名叫張國燾，他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但他卻是差一點毀掉南昌起義的人。
7月24日，第二次九江會議后，最初定下的起義時間是7月28日晚。7月27日，周恩來秘密抵達南昌，他是中央指派的此次起義的領導者。他和其他同志住在朱德位于花園街的2號公寓內。當晚，周恩來找來賀龍談話，尚未入黨的賀龍當即堅定地表示：“我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賀龍的這一表態，展現了他對共產黨的忠誠和對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念。
然而，就在起義的關鍵時刻，張國燾卻帶著所謂的共產國際的意見趕到了九江，要求起義推遲。當時，共產國際的意見是：“起義若有成功把握，可以舉行，否則不可動；應征求張發奎的同意，否則不可動。”而張國燾則認為，共產國際不同意起義。于是，他連發兩份電報，要求起義部隊不準行動，這給起義的籌備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30日晨，張國燾來到南昌，要求重新討論起義，并宣稱要得到張發奎的同意，否則不能行動。而此時的張發奎，實際上已經倒向了汪精衛，成為了革命的敵人。7月31日，他下令葉挺、賀龍撤回九江，并下達了緝拿共產黨人的手令，形勢變得十分危急。
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周恩來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生氣地說：“這個意思與中央派我來時的想法不吻合，如果我們此時不行動，我只有辭職。”周恩來的堅定態度，展現了他對起義的決心和對革命事業的忠誠。
到了7月31日，張國燾又以起義性質、起義宣言等等為由，企圖阻止、拖延起義的舉行。就在這時，我們終于得到了汪精衛、張發奎“聯手反共”的消息，南昌起義已經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地步。
起義作戰命令
在大家的極力堅持和共同努力下，最終將起義時間定在了8月1日凌晨。
石破天驚的第一槍
在紀念館里，有一座名為《石破天驚》的雕塑格外引人注目。一只蒼勁有力的大手，緊扣著“漢陽造”扳機，仿佛要沖破巖石而出。這座雕塑寓意著“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它象征著南昌起義的偉大開端。那么，在現實中，究竟是誰打響了這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槍呢？
石破天驚
最初，起義定下的時間是8月1日凌晨4點。為了在戰斗中能夠準確區分敵我，起義部隊做了充分的準備。晚上8點后，每人左臂纏上白毛巾，頸上系上紅布條，手電、馬燈以紅十字為標識，口令定為“河山一統”。
南昌起義的舊軍裝
起義當晚，朱德在南昌有名的佳賓樓大擺宴席，宴請南昌駐軍的幾位團長。這一巧妙的安排，為起義的順利進行爭取了寶貴的時間。隨后，朱德解除了他們的武裝。然而，意外還是發生了。
31日下午6時，第二十軍第1師宣布起義后，副營長趙福生卻突然失蹤了。原來，他跑到滇軍指揮部告密。副官將消息報告給了正在吃飯的兩位團長，而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