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說明的是，“二·二八事件”是一場悲劇性的歷史事件，是臺灣人民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武裝起義，但國民黨當局對起義民眾進行殘酷鎮壓。我們應該以客觀、全面、準確的態度去認識和解讀這一歷史事件，避免不當表述
在臺灣歷史上，“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備受矚目的重大事件，長期以來有著被大眾廣泛接受的一種定論描述。然而在2006年，一位名叫林明珠的七旬老婦向媒體發聲，她稱“二二八事件”根本不是所謂的“國民黨官員欺負臺灣人”。值得一提的是，這名老婦人正是引發沖突的當事人林江邁的女兒。她的這一說法，猶如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了一顆石子，瞬間激起了層層漣漪，讓人不禁思考，她的說法會被臺灣社會主流接受嗎？
長久以來，“二二八事件”在臺灣似乎已經被蓋棺定論。按照普遍流傳的說法，“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當局對臺灣人民的一場血腥鎮壓，這一事件所引發的傷痛，在臺灣社會劃出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影響深遠。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索，實際上是一場因處理私販香煙而引發的小爭執。當時，依據國民黨在臺灣頒布的法令，私販香煙屬于非法行為。時間回溯到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稽查人員在臺北查獲了一名販煙婦女林江邁。林江邁苦苦哀求，周圍圍觀的民眾也紛紛幫她求情，然而國民黨稽查人員的暴力執法卻引發了群眾的強烈不滿。這不滿情緒迅速蔓延，觸發了臺北大批市民的暴動、示威、罷工以及罷市等活動，抗爭與沖突在短短數日內便蔓延至整個臺灣。
由于國民黨官員和軍警大多是外省人，這場沖突很快就升級成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全面對峙。當時的臺灣幾乎全民動員，各階層人物都參與其中，大量外省人被惱怒至極的本地人殺害。國民黨無奈之下，決定從大陸抽調兵力赴臺鎮壓暴動。不過，最終的死亡人數并沒有確切的統計，一般估計在2萬到3萬之間。
“二二八事件”直接導致了臺灣人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不信任。在當時，國民黨代表著外省人，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二二八事件”造成了臺灣人對外省人乃至中國大陸地區的排斥和敵視情緒，并且在后來成為了臺灣分裂主義思想滋生蔓延的溫床。
直至今日，每到2月28日這個特殊節點，或者在選舉期間，“二二八事件”都會淪為政治炒作的爭議話題。綠營人士把“二二八事件”當成反國民黨的“道德工具”，大肆攻擊國民黨的“原罪”，煽動“省籍情結”，刻意操弄所謂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族群矛盾；而國民黨每年都要公開向“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道歉，試圖盡力彌合社會對立。
但在2006年3月6日，69歲的林明珠以親歷者的身份，向媒體講述了一個不一樣的“二二八事件”。
引發沖突的那天，年僅10歲的林明珠正好和母親林江邁一起在臺北市延平北路的煙攤照看生意。一位國民黨官員微笑著走到煙攤前，很明顯是想買香煙，并無惡意。
然而，這位國民黨官員操著一口純正的內地國語，這可讓只會講閩南話和日語的林江邁母女倆犯了難。由于聽不懂對方的話，母女倆焦急地向街上的人求助?；蛟S是林江邁沒有把話說清楚，又或許是國民黨官員的身份本身就讓路人反感，街邊的人群突然聚攏過來，與這位官員理論起來，他們誤以為官員想騷擾母女倆。
林明珠反駁了“認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是一個大陸官員欺凌了一個臺灣婦人”的觀點。相反，她解釋說，是由于語言溝通障礙的問題，才導致局面失控，陷入混亂。
除了親歷者林明珠提出異議外，出版過《臺共黨人的悲歌》《尋找祖國三千里》的臺灣作家藍博洲，采訪了多位“二二八事件”的親歷者，其中有當年的報社記者、親身參與的抗爭者。他坦言，現在人們所認知的“二二八事件”與真實的“二二八事件”相差甚遠，很多人，特別是臺灣綠營政客，故意把“二二八”和后來的“白色恐怖”混淆起來，這是他們為了“臺獨”目的，片面解釋歷史的手段。
由于林明珠對事件的回憶與多年來的主流論述并不相符，甚至也不符合民進黨當局的“政治正確”，她的這番話并未顛覆對“二二八事件”的定論。不過，林明珠的不同聲音倒是給了我們一些新的啟示：文化上的裂縫，終將反噬到現實政治之中。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本地人只能接受以日語為基礎的奴化教育。在學校和社會上，臺灣民眾講國語、講方言被嚴厲禁止，其目的是培養認同臺灣本土、忠于殖民地的“順民”，讓本土認同壓倒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作為家庭生活用語，閩南話難以被取消，但國語則是絕對的禁忌。由于日本殖民當局的這一高壓政策，到1945年時，大多數臺灣新生代都不會講國語，而會講日語的人則占全臺人口的70%以上。
1945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后，國民黨臺灣行政公署成立了國語推行委員會，從大陸招募教師，大力普及國語教育。然而對于30歲以下的年輕人來說，他們一出生接觸的就是日文，想要在短時間內學好國語十分困難。臺灣居民和大陸人之間的文化隔閡，在短時間內很難一下子彌合。
日據時代的臺灣
與此同時，歷經日本殖民50年的臺灣人民，對重歸祖國滿懷歡欣鼓舞之情，他們真心歡迎國民黨政府收復臺灣。然而，國民黨派到臺灣的官員腐敗成風，壓制民意，任人唯親的現象隨處可見。多數政府職位都由外省人擔任，根本沒有顧及臺灣本省人的感受。
專制統治、省籍歧視在政治上和感情上深深地傷害了臺灣民眾，這讓臺灣民眾感覺光復后自己的政治地位并沒有太大變化，依舊是二等公民。
在一些臺灣民眾看來，專制、腐敗以及欺負臺灣人的是國民黨當局，而國民黨當局又由外省人控制，這樣一來，國民黨專制就與“外省人政權”緊密連接在一起，直接誤導了臺灣民眾對祖國大陸的看法，當然也直接影響了臺灣民眾的國家認同。
臺灣人民最初的欣喜感逐漸被憤怒和絕望所取代，反專制、反獨裁、爭民主、求自治的群眾運動已然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恰在此時，“二二八事件”不期而至。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索雖然看似微不足道，但鑒于國民黨當局在臺灣早已失去民心，只要它一天不改善民主狀況，臺灣人民一天無法當家做主，即便沒有“二二八事件”，也肯定會有其他類似的事變發生。
但拋開政治方面的因素，林明珠時隔半個多世紀的回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二二八事件”的新視角，一個文化層面的視角——即使同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長久分離開來，難免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心理障礙，必然會造成文化認同上的隔閡，而這種隔閡最終必將反映到現實政治中，并成為激化政治不信任的一種負能量。
港臺和海外華人地區陸續披露的諸多史料也提到，“二二八事件”其實是一場本省人的排外暴動。當時暴動的本省人占據街道，盤查路人，先用閩南語問話，再用日語問話。若路人都能回應上來，則被要求唱日本國歌“君之代”。外省人根本無法用閩南話和日語作答，更不會唱日本國歌，于是輕則遭受毆辱，重則被打死。
文化隔閡是兩岸地區民眾交流中的最大障礙。早期這種障礙主要體現在能不能講國語的問題上，如今則反映在國家、民族心理認同問題上。對于與祖國大陸母體長期分隔的臺灣來說，這種文化和心理上的斷裂與障礙，導致他們與祖國大陸的感情一次又一次地被挑撥和撕裂。
由此，臺灣社會的大小問題很容易被政治化，反對派、本土派常常訴諸“外?。ù箨?、中國）——本省（臺灣）”的二元對立，影響到“國家認同”和“身份屬性”的選擇，進而擾亂臺灣社會的長治久安。
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也有這方面的教訓。港英時期搞文化疏離，割裂香港與內地的關系，香港過去多少代人接受的都是這樣的教育，想要改變并非易事，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日據時代的臺灣家庭，青年男子被征招參加日軍
回歸（統一）僅僅是開始，回歸（統一）之后的社會治理，是我們需要長期面對并解決的任務。要想避免類似“二二八事件”、“去中國化”泛濫、香港騷亂此類事件再次發生，就必須重新培養當地人的祖國意識，從教育、宣傳、文化等諸多方面對當地社會進行再教育，這是當務之急，也是重中之重。
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無論是已經回歸祖國的香港還是尚未統一的臺灣，“人心回歸”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只有彌合了文化心理上的裂痕，從心理上消除“分離后遺癥”，中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同心圓才能筑牢，國家統一的基礎才能堅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