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入研讀歷史新聞時，我們常常會留意到，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這些關鍵時期，曾有人犯下左傾或右傾的錯誤，給黨的革命事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損失。那么，究竟什么是左傾和右傾呢？那些不同的代表人物又給黨的革命事業帶來了怎樣的危害呢？深入探究這些問題，對于我們準確理解黨的歷史發展脈絡有著重要意義。
“左”傾：激進、盲動、冒險的機會主義
所謂左傾主義，其實就是高估了客觀實際情況，一心想著能一步到位，迅速解決問題并達成革命勝利。在共產黨的歷史進程中，有不少犯過“左”傾錯誤的代表人物，像李立三、王明、瞿秋白等。
l 瞿秋白：革命低潮時的“左”傾盲動主義
1927 - 1928年期間，中國共產黨陷入了革命的低潮階段。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后發動反革命政變，瘋狂地捕殺共產黨員。在此期間，共產黨發動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先后遭遇失敗。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政治局在領導工作時，雖然及時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卻又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他們號召全國各地黨組織發動暴動，然而由于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多數暴動未能成功，有些甚至根本就沒能發動起來。這些錯誤的產生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導致的。
l 立三路線：“左”傾冒險主義
1929 - 1930年間，共產國際多次發來包含“左”傾主張的指示和來信，這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群體產生了錯誤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國共產黨政治局通過了《接受國際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他們照搬十月革命的勝利經驗，發起全國范圍內的工人暴動，還組織紅軍攻打大城市，試圖實現“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戰略目標。但由于當時敵我實力差距巨大，這種激進冒險的“立三路線”很快就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巨大損失，各大城市的黨組織幾乎瓦解，紅軍力量也遭受了嚴重的削弱。
“立三路線”的失敗從側面證明了，以城市包圍農村、照搬共產國際的方式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只有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才是最適合中國革命發展的路線。
l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
王明（原名：陳少宇）是共產黨土地革命時期“左”傾主義的典型代表人物。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他推行的“左”傾教條主義主要表現為將共產國際和蘇聯經驗神圣化，在政策上大力推廣城市中心論，在人事上排除異己、反對中間力量。從1931年到1935年這四年間，他的“左”傾教條主義實際上統治著共產黨。其典型代表人物除了王明，還有博古。王明是理論的創造者，1931年他去共產國際擔任領導職務后，博古作為繼承者繼續執行王明的理論，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這種局面才得以扭轉。
“右”傾：低估、悲觀、妥協的機會主義
所謂的“右”傾主義，就是在革命過程中低估自身力量，高估敵人實力，不敢積極主動地發動革命力量，從而陷入被動局面。在共產黨的歷史上，犯過“右”傾錯誤的代表人物有陳獨秀，還有王明（沒錯，他還犯過“右傾”錯誤）。
l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導致大革命遭受嚴重損失
陳獨秀作為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有著“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他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不可磨滅。毛澤東曾評價說“他（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然而，在蔣介石撕毀國共合作、大肆迫害革命人士的關鍵時刻，作為中國共產黨主要負責人的陳獨秀，沒有及時發動革命力量進行斗爭，而是一味地對國民黨妥協退讓，放棄武裝、搞階級調和，還抑制工農運動，這間接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
l 王明：“右”傾投降主義
1937年，王明從蘇聯返回延安，回到中央后，他發表了一系列體現“右”傾觀點的報告和文章。他過度強調統一戰線，對國民黨無原則地遷就和退讓，未能把握好統一戰線中聯合與斗爭的辯證統一關系，也不重視游擊戰爭和敵后武裝根據地的建設。
由于王明身份特殊（他曾擔任過共產國際領導成員，長期在蘇聯，與斯大林關系密切），他發表的相關觀點給共產黨的抗日工作帶來了一系列不良影響。
為了讓共產國際更真實地了解中國抗戰情況，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派遣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進行報告和說明，這為后來六屆六中全會糾正王明的錯誤、明確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中，從大革命時期到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階段，思想路線的確立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受到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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