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長河中，有許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其中1965年9月30日爆發于印尼的排華運動，堪稱印尼華人極其黑暗的一天。隨后的兩年時間里，這場排華運動演變成了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30萬華人慘遭屠殺，財產被洗劫一空。城市的角落鋪滿了華人的遺體，河道被堵塞，散發著令人作嘔的腐臭味。那么，當年究竟發生了什么？我國又是如何應對這一悲劇的呢？
9·30排華印尼事件，是一段沉重的歷史。印尼地區排華傳統由來已久，早在1740年，荷蘭殖民者制造的“紅溪慘案”就拉開了印尼排華的序幕。此后，即便印尼獨立，排華事件依舊層出不窮，大大小小的排華活動幾乎每年都會上演，每次都有華人因此受傷甚至失去生命。這種狀況不僅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善，反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愈演愈烈。
印尼排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因素外，華人在當地憑借勤勞肯干積累了較多財富，而印尼本地土著部分人懶散貪婪，對華人的財富覬覦已久，對華人態度極不友好。另外，當時海外華人缺乏自己的武裝力量，也沒有強大的后盾支持，這使得他們在面對欺凌時無力反抗，成為了被欺壓的對象。
進入60年代，文官蘇加諾當選為印尼總統，他獲得了印尼共產黨的支持。然而，軍方與文官勢力之間矛盾重重，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斗爭。蘇加諾傾向于親蘇，這讓美國極為不滿，美國不愿看到印尼這個地理位置重要的國家成為蘇聯的前沿陣地，于是開始拉攏右翼軍人，企圖推翻蘇加諾政府。
幸運的是，總統衛隊的將領提前得知了政變計劃，并迅速采取行動鎮壓了這場可能發生的叛亂，大部分參與政變的軍方領袖被擊斃。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結束，印尼陸軍上將蘇哈托撕下了偽裝，指責總統衛隊企圖發動政變，還聲稱背后的主謀是印尼共產黨。
蘇哈托出身貧民，未接受過系統教育，參軍后一直發展平平，在多位領導人手下任職。直到印尼獨立戰爭時期，他才嶄露頭角，成為蘇加諾的親信。但蘇哈托野心勃勃，平日里裝作人畜無害，實則在等待時機。
政變開始后，蘇哈托迅速控制了電臺和部分忠于自己的軍隊，宣稱正在平叛，并要求全國軍隊聽從他的指揮，實際上是發動了政變。在獲得所謂的“大義名分”后，他成功軟禁了總統蘇加諾，順理成章地掌握了軍政大權。
上臺后的蘇哈托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同時轉嫁社會矛盾，將政變的責任全部推到印尼共產黨身上。他一方面逼迫蘇加諾解散印尼共產黨，另一方面在全國范圍內對印尼共產黨員展開了血腥屠殺。
由于我國政府曾對印尼共產黨提供過支援，許多當地華人也加入了印尼共產黨，再加上華人富裕的家境引起了當地人的眼紅。因此，這場動亂爆發后，在印尼的華人遭受了巨大的沖擊。
印尼共產黨和當地華人組織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而軍方擁有大量的人員和武器。一旦軍方發動攻擊，弱勢的華人群體根本無力抵抗。不僅加入印尼共產黨的華人受到了殘酷的打壓，大部分普通華人也受到了牽連，排華運動迅速蔓延至全國，持續了兩年之久。
在這兩年里，華人聚居區淪為了人間地獄。暴徒們手持刀槍，肆意闖入華人家庭，搶劫財物，打砸工廠和商店。每天都有大量華人遇害，尸體堆積如山，收尸人都忙不過來，河水被鮮血染紅，大量尸體堵塞了河道。更有甚者，一些兇手殺人后還將頭顱堆在路邊炫耀，任由其腐爛發臭。
“紅碗行動”是這起排華事件中最為血腥的一幕。這一行動與印尼當地的土著民族達雅族有關。達雅族是一個較為野蠻愚昧的民族，保留著封建社會和氏族社會的特征，有獵殺仇人頭顱的傳統習俗，秉持“血債血償”的觀念，對待敵人極其殘忍，經常挑起部落仇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
在“9·30排華運動”中，蘇哈托政府為了擴大排華聲勢，編造了達雅土著9大長老被華人殺害的謊言，成功挑起了達雅族對華人的仇恨。達雅族土著果然中計，迅速對華人展開了瘋狂的報復，見到華人便不分青紅皂白地殺戮。
達雅族有一個特殊的習俗，會在仇人門前放置一個裝有動物鮮血的紅碗，同部落的人看到紅碗后，就可以對這家人進行血腥報復，且無需承擔任何后果。
因此，靠近達雅族部落的華人遭遇了滅頂之災，許多家庭全家被殺，財產被洗劫一空。由于達雅族復仇時的紅碗標志，這一階段的排華運動也被稱為“紅碗行動”，它代表著排華運動中最為血腥和瘋狂的時刻。
令人氣憤的是，對于達雅族的暴行，印尼當地的警察和軍隊不僅沒有進行阻攔，反而與暴徒同流合污。他們憑借地頭蛇的優勢，專門針對富裕的華人家庭，搶奪財物，殺人越貨，奸淫擄掠，無惡不作，給華人帶來了沉重的災難，無數華人在這場浩劫中失去了財產、親人和生命。
印尼是世界上排華現象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其排華傳統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荷蘭殖民時期。
航海時代，西方侵略者人數有限，難以對東南亞地區進行有效統治。而印尼當地華人數量較多，且受到當地人的排擠，具有一定的拉攏價值。于是，荷蘭人將華人作為統治階層，讓華人直接管理印尼土人，這導致華人與印尼土人之間積累了大量的矛盾。
荷蘭殖民者只關心自身財富的掠奪，根本不顧及華人的死活，這使得印尼頻繁爆發排華和反華運動，而每次受損的往往都是華人。印尼獨立后，當局將華人視為“肥肉”和“替罪羊”，財政緊張時就排華，社會矛盾尖銳時也排華，這讓印尼華人的生活變得更加悲慘。
“9.30排華”事件就是這種畸形社會生態的典型體現。為了減輕政變的影響，轉移民眾的注意力，蘇哈托再次舉起屠刀，充公華人的財產以緩解財政壓力，同時借機拉攏同盟，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從那時起，印尼排華成為了公開的“傳統”。
實際上，華人在印尼的艱難處境也與一些客觀因素有關。印尼華人大多是我國沿海民眾的后裔，為了生存，他們逐漸放棄了中國傳統，與當地土人雜居，由于人數不占優勢，不斷被同化，幾代之后，他們與印尼人的差異越來越小，對中國反而變得陌生。
在長期的生活中，當地華人被迫更改印尼名字，放棄中國國籍，也不再使用中國話。隨著時間的推移，華人身上的中國印記逐漸消失，變得更加本土化。這也解釋了為什么1965年排華運動發生后，我國派出客輪接應華人時，只有少數華人接受了國家的庇護。
排華運動背后，有著復雜的勢力博弈。直接對華人施暴的是底層印尼民眾，而實施排華策略的是以蘇哈托為首的印尼政府，英美等西方國家則在背后推波助瀾。1965年處于美蘇冷戰時期，印尼前任政府親蘇，而蘇哈托親美，為了向美國表忠心，蘇哈托對印尼共產黨采取了殘酷的行動，英美自然也不會坐視不管。
美國人在這場排華行動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美國政府不僅給予蘇哈托政治和軍事上的支持，美國駐印尼大使還直接干預印尼內部事務，為蘇哈托出謀劃策，唆使他以印尼共產黨企圖奪權為借口發動軍事政變。
盡管美國后來試圖掩蓋自己的行為，但從當時的官方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白宮對蘇哈托提出了諸多建議，甚至直接給出暗示。白宮給駐印尼大使的電報中，要求其將印尼國內局勢的變化歸咎于中國和共產主義，借此抹黑打擊蘇聯。
英國也趁機攪局。當時的英國政府認為印尼與中國關系過于密切，不利于其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于是暗中印刷了數百萬本煽動民族矛盾的小冊子，分發給印尼的右翼勢力，企圖制造更大的混亂。
可以說，英美兩國的介入讓“9.30排華”事件愈演愈烈，迅速蔓延至印尼全國，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蘇哈托在政變初期利用排華轉移視線，有了英美的支持后，更是肆無忌憚地屠殺華人，排華暴亂持續了兩年之久。據記載，華人死亡人數不少于30萬，更多的人則無聲無息地死在了無人知曉的角落。
這場慘絕人寰的迫害，使印尼華人多年積累的財富被他人掠奪，幸存的華人大多加入了印尼國籍，成為印尼民族的一部分。這一事件不僅割裂了印尼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內耗，也讓印尼“溫和穆斯林”的形象大打折扣，在國際社會上聲名狼藉。
排華暴動后期，印尼政府的瘋狂行為甚至引起了美國軍情局的關注，他們對這場“20世紀最慘的集體謀殺”感到震驚，對印尼領導人蘇哈托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到后來，印尼暴徒已經失去理智，只要看不順眼，就給人扣上共黨分子的帽子，肆意掠奪財物，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軍隊和民間武裝力量不斷膨脹，給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后果。
以史為鑒，2012年上映的紀錄片《我是殺人魔王》引起了廣泛關注。這部紀錄片是導演走訪“9·30排華”事件的幸存者和參與者后，耗時8年制作而成的。影片上映后入圍了奧斯卡金像獎，在歐美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也讓全世界看到了這場血腥大屠殺的慘烈程度。
紀錄片真實地再現了上世紀60年代印尼政府的法西斯行徑，其殘暴程度不亞于納粹。納粹發動“長刀之夜”掠奪猶太人財富，印尼政府則大規模排華，侵吞華人的財產。這樣的惡行理應受到全世界的唾棄和譴責。
然而，印尼政府并未對這一事件表現出應有的悔意，只是發布了一份不痛不癢的聲明，希望此類事件不再發生，但既沒有道歉，也沒有提出具體的善后措施。他們對國際社會的指責置若罔聞，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你們說得都對，但我還會再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