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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被方案“改革掉”的國務院三峽辦主任聶衛國知道，這一天早晚會到來。這位與水利部“糾纏”多年的主任坦言，“確實該改，早就該改！”
3月13日上午，《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提交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根據方案，國務院正部級機構減少8個，副部級機構減少7個，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設置組成部門26個。
“不是修修補補，而是系統性、重構性的改革。”全國政協委員聶衛國所在的三峽辦擬并入水利部，不再保留。他注意到，一些聽上去名字沒變的機構，職能也可能發生很大變化。國家發改委的多項職責擬被整合到多個新建或重組建的部門中，“也就不是原來的發改委了。”他認為，此次改革的力度之大、范圍之大、觸及利益之深，極為罕見。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從改革方案中讀出了黨和政府改革的決心和態度，他認為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場深刻變革。
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全方位優化和重構
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八輪機構改革，此前7輪機構改革分別發生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汪玉凱認為，此次改革的思路與以往不同，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的一次全方位優化和重構。
1982年，當時的國務院有100個部門，人員編制超過5萬人，一個部委的副部長最多達20多位。改革直接砍掉了41個部門，編制減為3萬多名。1988年，首先提出了政企分開，轉變政府職能。
在此之前，政府像是一個“企業”，企業則像是政府的一個“車間”。1993年正逢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確立，需要建立相應的政府管理架構。
人員精簡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在1998年，為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國務院組成部門由40個精簡為29個，行政編制由原來的3.23萬名減至1.67萬名。
2003年的改革，是在加入世貿組織的背景下，撤銷外經貿部，組建了商務部。2008年提出用“大部制”思維推動政府改革、行政改革。汪玉凱說：“從1982年到2008年，都是以行政系統改革來推進其他改革。”
2013年機構改革側重于“放管服”，即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減少政府對市場各種干預，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一個主要體現是行政審批、許可大規模減少，5年下來國務院總計減少900多項行政審批許可。”汪玉凱說。
在他看來，過去30年機構改革一直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目標不斷推進，但與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相比，還有一定差距，表現在結構不合理，職能交叉重疊，地方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以及政府行為得不到有效控制，存在權錢交易、腐敗、權力濫用等問題。
“投訴率上升了，這說明群眾投訴有門了”
一個煎餅果子，到底該誰管？對于食品安全、質量、價格等問題，群眾要想投訴，得像“接力賽”一樣跑好幾個部門，“一個部門只管得了一段。”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用“幾個大蓋帽管不住一個大草帽”來形容監管覆蓋不全面。
為了“管好煎餅果子”的問題，幾年前天津開始改革，成立市場和質量監督管理委員會，由原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質量技術監督局“三局合一”而成。
“現在70%以上的縣級都進行了積極改革，1/4的地市都成立了市場監管部門。”改革后，投訴率上升了，張茅認為，“這說明群眾投訴有門了！”
然而，天津市場監管委成立后，必須面對“三個婆婆”，南開大學周恩來管理學院教授楊龍說，“誰要求去開會，都得到”。
此次改革組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張茅認為“是頂層設計吸收了基層經驗”，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有利于激發市場活力國務院三峽辦，“把過去以審批為主的監管，現在轉移到加強事中、事后的監管，是監管方式和理念的重大轉變”。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政府制度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毛壽龍認為，這次改革集中各方面力量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貫穿到治國理政中，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這個方向堅持下去，“最終要實現老百姓只跑一次，只對一個窗口就能辦成事”。
不能“種牡丹歸林業局管，改種芍藥就歸農業部管”
“優化、協同、高效”被作為“改革著力點”寫入改革方案，著力破解此前政府機構出現的職能重疊、交叉，導致扯皮不斷。
“一只蛤蟆跳進水里，歸農業部管，蹦到岸上就歸林業局管。”“我種牡丹歸林業局管，改種芍藥就得歸農業部了，一個是草本、一個是木本。”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會長樓繼偉的一番話，引來一片笑聲。他認為此次改革的好處在于，不是簡單的合并同類項，而是把原來的拆掉一些，再重組一些。有時候幾個部門開會，還沒講完大家就“打起來了”，互相質問“你的手怎么伸到我部門來了？”
因為職能分界不清，聶衛國也沒少跟水利部“扯皮”，一個三峽水庫，水利部和三峽辦都覺得該歸自己管，“我們一個小小的三峽辦都有這么多扯不清的事，其他那么多部門呢？”
此次改革方案力圖避免政出多門、責任不明、推諉扯皮等問題，楊龍認為這體現了改革的科學性。以規劃為例國務院三峽辦，此前由多個部門做，常常出現“規劃打架”，又不得不反復調整，“規劃缺乏穩定性，容易造成資源浪費。”今后要堅持一類事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統籌、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解決‘九龍治水’的問題”。
竹立家認為，此次改革的職能設置和劃分更加科學規范，政府職責的邊界更加清晰，“適應進入中國特色社會義新時代的新使命、新要求，表明黨和政府要以改革到底的決心和勇氣破解新矛盾、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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