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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者，一國固有之學術。而“學術”包括“學”和“術”，“學”屬理論、思想，“術”屬技藝、工具。由此而論，國學大體可以認為是由“學”與“術”構成的博大精深的體系。這一體系，用梁啟超的話說就是“世界第一個豐富礦穴”（《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梁啟超哲學思想論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而這個“豐富礦穴”中有怡人情者，有開民智者，有明事理者，有養(yǎng)身心者，有治國平天下者。但國學無不產生于特定的時空，也無不由特定的主體提出，從而表現(xiàn)出局限性；而且，我們從事國學教育的人員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價值立場、國學修養(yǎng)、傳播技能等因素的影響。這就意味著國學教育存在需要注意并克服的問題，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一、國學教育必須客觀地陳述知識與意蘊。國學知識是非常豐富龐雜的，因此在國學教育實踐中需要對國學知識和意蘊進行鑒別、梳理。我們認為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常識層面的鑒別，就是憑常識即可以判斷事物的精粗、優(yōu)劣。比如，“三從四德”，所謂“三從”指“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儀禮·喪服·子夏傳》），所謂“四德”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周禮·天官·九嬪》）。顯然，“三從”已不可能，而“四德”，特別是婦德的核心“貞順”，更不現(xiàn)實。“貞”是要求女子堅守節(jié)操，守身如玉，對丈夫忠誠不貳；“順”就是要求女子“婉娩聽從”，對公婆、丈夫甚至對家族所有人謙恭有禮、逆來順受。無疑，憑常識就可以判斷“三從四德”已跟不上時代，它不僅是對女子身體的束縛，也是對女子精神的侵害。因此，當我們講到“三從四德”時，就必須客觀地解釋和陳述，而不能含糊不清、模棱兩可，甚至故意混淆是非，頌為美德。二是理性層面的鑒別，就是依靠理性判斷事物的精粗、優(yōu)劣。比如，將“陰陽”理解成對女性的歧視，是重男輕女，是專制主義。這顯然是沒有接觸到客觀陳述的“陰陽”知識之結果，這就需要對“陰陽”進行分析，客觀地陳述“陰陽”的內涵、氤氳，從而明白“陰陽”是中國哲學中的基本范疇，是事物產生的內在原因，是事物變化發(fā)展的動力，也是宇宙豐富多彩的根源。
二、國學教育必須使其思想內容與時俱進。以儒家“家”觀念為例，在宗法社會里，家具有獨特的作用和價值，對維護社會穩(wěn)定、推動社會發(fā)展都有積極意義。但由于儒家的“家”觀念是特定時空的產物，而且非常龐雜，需要我們去分析、辯明。比如，《禮記·內則》云：“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國學教育，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這段話的意思大致是：男子不談家務事，女子不談公務事；男女之間不能直接傳遞東西，不得已要傳遞國學教育，必須放在竹筐上，由男或女去取；居內的女子與居外的男子不能共用一口井，不能共用浴室，不能共用臥席，不能相互借東西，不能混穿衣裳；婦女的家務事不說給男子聽，男子的公務事不說給女子聽。無疑，這些禮節(jié)或規(guī)范在現(xiàn)代社會完全喪失了其存在的空間。因此，對于儒家的“家”觀念必須全面、深刻地加以分析和檢討，特別是要與現(xiàn)代社會中的“家”結合起來思考，不能籠統(tǒng)地、抽象地演繹儒家“家”觀念的價值。現(xiàn)代社會中的“家”發(fā)生了巨大、深刻的變化，發(fā)掘、宣傳儒家“家”觀念對于現(xiàn)代社會的意義，不僅要檢討儒家“家”觀念本身內容的局限性，更應該以現(xiàn)代社會中的“家”為參照，豐富和發(fā)展儒家的“家”觀念。《禮記·學記》說：“大學之教也時。”就是強調教育必須按照時令（季節(jié)）而展開，不同的季節(jié)安排不同的內容，要與時俱進。概言之，國學教育也要做到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以對國學思想內容進行最佳調適。
三、國學教育必須選取最有效的傳授方式。其一是平等施教，用王陽明的話說就是：“須做得個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傳習錄》下）這樣才能接地氣，才能為聽眾所接受。其二是因材施教。接受國學培訓的人員，其文化知識水平是參差不齊的，因此在國學內容準備、設計等方面都必須有針對性，才會有積極效果。比如我們講儒學，如果聽課的對象分別是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那么我們準備的教學內容就應該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孔子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就是要求根據天生資質和文化知識層次的不同對人展開教育。其三是技藝施教。事實上，悠久的教育教學史中留下了豐富的教育技巧和教學方法，而現(xiàn)代高科技又為教學方法充實了新內容，因而當代國學教育可選擇的技巧和方法是多姿多彩的。
四、國學教育必須以宣傳真精神為訴求。這里的“真精神”，也就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國學中的精華，是“正能量”。當下的國學教育實踐中存在著種種違背國學“真精神”的傾向，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國學教育的娛樂化。比如戲說王陽明，有人在描述王陽明時，為了迎合觀眾的獵奇心理和低級趣味，肆意編造橋段，極度夸張，虛構王陽明形象。二是國學教育的魚目混珠化。比如將糟粕當精華宣傳，神醫(yī)張悟本臆造中醫(yī)理論，“發(fā)明”雞血療法、甩手療法、綠豆茄子療法等，鼓吹“把吃出來的病吃回去”。三是國學教育的功利化，國學教育僅僅被作為牟利的工具。當今國學教育必須重視國學“真精神”、國學精華的宣傳和普及。儒學的仁義、誠信、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等精神，道家的自然、質樸、寬容、謙下等品質，佛教的奉獻、慈悲、度人等情懷，都是國學中的真精神、核心理念，也是國學中的精華。即是說，所謂國學教育，最需要傳承的內容是這些，最需要普及的內容是這些，最需要發(fā)揚光大的內容還是這些。
（作者：李承貴，系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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