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研究中，李唐王朝與“山東人”的關系頗為引人關注，尤其是李唐王朝竭力壓制“山東人”通婚這一現象。所謂“山東”，在當時指崤山以東的廣大區域，那里世家大族林立，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勢力。李唐王朝作為新興政權，為鞏固統治、加強中央集權，對這些山東大族進行了諸多限制，通婚限制便是其中重要一環。王朝試圖通過此舉削弱山東大族的影響力，打破其通過聯姻形成的勢力網絡。然而，這種壓制是否有效？山東大族在長期發展中根基深厚，他們會輕易就范嗎？接下來讓我們深入探究。
本 文 約 6500 字
閱 讀 需 要 17 min
久戰之后，剛有點天下安定的意思，國家就開始對人們的婚姻操心。細想想，這也是情理之中，國家想發展，得有勞動力，有人耕種、有人紡織、有人販賣，才能有稅收，維持統治。
大唐也是如此。貞觀元年
（627）
，朝廷就下了《令有司勸勉庶人婚聘及時詔》，規定男20、女15就可以結婚，鼓勵60歲以上的鰥夫和50歲以上的寡婦再婚。
風傳山東士族在嫁娶時會收取高額財禮，唐太宗很不高興，貞觀十六年
（642）
，下《禁賣婚詔》，倡導少收彩禮。
影視劇中，唐代裴行儉娶妻的場景。來源/電視劇《風起霓裳》截圖
顯慶四年
（659）
，唐高宗下了“禁婚詔”，矛頭直指門閥大族：“后魏
（北魏）
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
（西晉）
趙郡李楷等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姻。”
同時還明確了財禮的數量：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匹。還規定男方家不得收女方的嫁妝。
下詔“禁婚”：是要主張門第平等嗎？
唐太宗、唐高宗接連對山東士族下手，是這些大族真的普遍存在“賣婚”的情況嗎？還是大唐主張門第平等？
其實都不是。
唐太宗一度十分重視“山東人”，畢竟在“玄武門之變”中，他的十個核心死士之一鄭仁泰就是“山東人”，出身于滎陽鄭氏；他的姑姑同安長公主，嫁給了“山東人”太原王氏出身的王裕；他的兒媳王皇后也是太原王氏；他的幾個重臣房玄齡、魏征、李勣都是“山東人”。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情發生了變化。貞觀初年，唐太宗在朝堂上就詆毀“山東人”，大臣張行成聽不下去了，對李世民說：“陛下是天子，天下都是你的，你要一視同仁，整天說‘山東人’不好，別人會說你狹隘呀！”
影視劇中，李世民對氏族問題很關注。來源/電視劇《貞觀之治》截圖
李世民嘴上不說，心里對“山東人”的厭惡，卻始終沒減。貞觀十八年
（644）
，唐太宗欲征高麗，急尋慣戰之將，聽說程名振很有本事，就召來問話，程侃侃而談，太宗非常滿意，表示可以重用，對方卻沒有拜謝。太宗大怒，罵其“山東鄙夫”。
討厭“山東人”，是關中貴族的一種習性。自北周以來，掌控了政治權力的關隴貴族，就處處以關中為先。學者將自宇文泰至唐初、該集團
（關隴貴族集團）
主導政壇所施行的舉措稱之為“關中本位政策”。山東人士在北周滅齊，及隨后發生的尉遲迥舉兵反楊
（楊堅）
事件中，接連遭受嚴重打擊，也因此對關隴形成敵視。隋朝統治者對山東士族，尤其是山東高門防范、疑忌的態度，則一直持續到唐初。”
（《唐代滎陽鄭氏家族-世系與婚姻關系考》第8頁）
為何“禁婚”：高門自矜與打倒高門
“六朝初期以來寒族逐漸放棄了與名族交往，與之相對應的名族也日益固步自封。比如北齊崔?對盧元明講‘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宋荀伯子對王弘稱‘天下膏梁，唯使君與下官耳’。這種自矜門第的風氣發展到極致，逐漸產生了希望保持血統純粹性的想法。”
（《六朝門閥：太原王氏家系考》第97頁）
高門名族一旦形成，就要極力維護自己的利益。用各種手段來排除那些低位階層，建立自己的門閥優勢，應是情理之中。
所以，一些學者認為他們傾向于采取“內婚制”，而這也是高宗下“禁婚詔”的主要原因。
婚姻是一種血緣紐帶，也是一種有效的階層“區隔”手段。李唐皇室從婚姻入手來打擊山東門閥，確是妙棋。
山東貴族自矜高門，讓坐天下的北周、隋、唐皇帝與關隴貴族頗感不快，他們并不是想取消貴族制，而是要打倒山東門閥，取而代之。
所謂的“內婚制”，如果排除階層區隔的動機，從世俗的角度看，大約只是那些家族更喜歡“親上作親”罷了。“親上作親”是唐代婚姻的主要潮流，連皇室也喜歡如此。
根據“七姓十家”彼時的婚姻數據，“內婚”在個別名族是主流的婚姻方式，但并沒有結構化。
《貞觀氏族志》最開始把博陵崔氏列為第一等，隴西李氏和后族排在其后。李世民非常生氣，對朝臣說：“我與山東的幾大名族，崔家、盧家、李家、鄭家，過去并無嫌隙，只因為他們已經連續幾代名聲衰減，不再是有名氣的官宦之家，可他們還是以士大夫自居，在彼此間通婚，饋贈高額的聘禮。說實話，他們才識很普通，不過自以為是高士，故而自傲。他們不過借助祖宗的名聲，依仗著祖宗的產業。我不理解人們為什么那么推重這些大族啊？”
（《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原文：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槚，依托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
影視劇中，編訂《氏族志》的高士廉。來源/電視劇《貞觀之治》截圖
北魏首先在北方確定姓族，但是把皇室與世家大族分開排定，山東七姓因此而貴。高士廉不會辦差事，把皇室與世家大族放一起排名，皇室排在了山東大族的后頭，李世民當然不開心。
高士廉出身于渤海高氏，也是山東名族，是長孫皇后和長孫無忌的舅舅。李世民不好對他發作，只是調整了《貞觀氏族志》的編纂班子，由原來的高士廉牽頭，調整成混雜了山東郡姓高士廉、關隴貴族韋挺、江左僑姓岑文本、代北虜姓令狐德棻，根據李世民的意見，把皇室和后族排到前面，博陵崔氏調整到了第三等。
“新排名體系沒有立刻產生影響，因為唐初朝廷許多最高級別的官員都來自高門大姓，其中包括被唐突降級的崔氏家族的主要人物。唯一重要的轉變是把皇族和后族升到最高等級，余下的大部分沒有發生變化。”
（《哈佛中國·史世界性的帝國·唐》）
唐高宗對山東世家大族也無仇無怨，有仇有怨的是武則天和李義府。
唐高宗廢了王皇后，想立武則天為后，但褚遂良這些人以并州武氏不是名族為由，加以阻撓。
武則天后來好不容易當了皇后，第一件事當然是重修《貞觀氏族志》，讓自己的母姓進入上等名族。“許敬宗以其書
（《貞觀氏族志》）
不敘明皇后武氏本望，李義府又恥其家無名，乃奏改之”
（《六朝門閥：太原王氏家系考》第183頁）
。不僅如此，李義府還沒收了尊重舊門閥的《貞觀氏族志》，又命焚之，希望全面否定對舊門閥的敬意。
影視劇中的武則天。來源/95版《武則天》截圖
李義府是顯慶四年“禁婚令”的重要推手，他為兒子向山東高門求婚，遭到拒絕，于是報復。
如《唐會要》所示，李義府熱切希望可以借《姓氏錄》的編纂提高自己家族的社會地位，簡而言之，“編纂《氏族志》本身就是對門閥制度的肯定”
（《六朝門閥：太原王氏家系考》第190頁）
。
武則天也是貴族制的擁躉，她的女兒太平公主想要嫁給薛紹，但薛紹的嫂子不是貴族出身，武則天便公然鼓動兩人離婚，理由竟然是“我女兒哪能與莊稼漢的后人當妯娌啊？”后來，有人舉出薛紹的嫂子出自名門，是蘭陵蕭氏出身，她這才作罷。
崇慕高門：唐代的社會風氣
明知道唐太宗不喜歡“山東人”，但一些大臣卻偏偏要與山東名族聯姻。也許，這恰恰反映了貴族制社會的本質，皇權雖然可怕，卻不能禁止人們自主行動，包括婚姻選擇。
影視劇中，待婚的唐代女子。來源/電視劇《風起霓裳》截圖
《新唐書》上說，大唐建政，“王妃、主婿皆取當世勛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但房玄齡、魏征、李勣這些人繼續與山東名族結成婚姻關系，因此，幾大名族的聲望不減。
唐高宗時的宰相薛元超曾說過，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摧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唐高宗時的吏部尚書李敬玄，前后三娶，都是山東門閥之家，然后與趙郡李氏合族譜，因此許多官員都跟他有親戚關系，高宗知道后也沒有辦法，后來還讓他做了中書令。
唐玄宗天寶時期的吏部侍郎李彭年，“慕山東著姓為婚姻”。
到了晚唐，與山東名族聯姻，再成風尚，景云年間的宰相李日知，子侄輩還沒有成年的時候，就紛紛與山東名族訂了婚約。
《唐會要》記載，至貞元中
（785-804）
，左司郎中柳芳論氏族，仍然把山東氏族排在前面，強調山東氏族不可動搖的地位。
崇慕貴族，并想辦法側身其中，成為貴族階層中的一員，是唐代的社會風氣。
比如，白居易中進士7年后，36歲才娶了弘農楊氏為妻。弘農楊氏也是名族，但與“七姓十家”的聲望相比，還略遜一籌。他的好友元稹也努力與名族沾親帶故，先后二娶，前妻是京兆韋氏，后妻為河東裴氏。兩個人都沒能與“七姓十家”攀上親，但與次一等的名族聯姻，已經心滿意足，白居易還特意寫詩贊美元稹“韋氏女清貴，裴氏甥賢淑”。
“禁婚”效果：“十姓七家”放棄“內婚”了嗎？
高宗的“禁婚令”，應該起到了一定效果。
“從墓志材料來看，高宗年間的墓志中確實很少見到望族自為婚姻的炫耀，墓志標題往往只標明死者的姓，而極少標其郡望。 ”
（《唐代婦女的生命歷程》第55頁）
但很快，“禁令”失去效果。前面說過，唐高宗下“禁婚令”，背后的獲益者是武則天與李義府，而高宗本人并不想打壓山東門閥。另外，“安史之亂”爆發后，朝廷的政治能力下降，已經無力在社會生活領域進行有效的約束。
“四姓
（七姓十家）
一直固守高門自婚的傳統，供以崇其門第。其二說明當時求婚四姓風氣之盛。在這種情況下，禁婚令只施行了很短一段時間，很快便流為空文，反而被禁婚家用以自炫，借此進一步抬高其身價。 ”
（《唐代滎陽鄭氏家族-世系與婚姻關系考》）
當代學者根據唐代出土的墓志銘進行調查，發現唐睿宗垂拱年間
（685年正月—688十二月）
起，在墓志銘上標注郡望的現象，已經變得頻繁。到了唐玄宗天寶年間，人們更多地在墓志銘中提到自己出身大族，一些女性墓志銘也會提到其顯赫的大族出身，這表明人們不再避諱自己出身名族。
“從唐代的墓志銘中我們可以看出，從政對望族來說非常重要，墓志銘在描述大姓的閥閱之尊崇的同時，還詳細記錄了死者祖先的官職。這既是望族間對朝廷初期政策的一種抗議，也是對微族出身的進士集團的防備。”
（《唐代婦女的生命歷程》，第60頁）
拋開“禁婚令”的實際效果，僅從我們所能掌握的山東名族的婚姻數據來分析，“七姓十家”實行“自婚制”的現象，可能并不那么突顯。
“根據對92個唐代博陵崔氏配偶的統計，伊沛霞指出，52%的崔氏配偶來自七大姓，27%的配偶來自其他世族，15%的配偶來自權勢之家，而只有2%的配偶出生一般家庭。”
（《唐代婦女的生命歷程》）
我們換個視角來解釋這組數據，則以博陵崔氏為例，只有一半的婚姻屬于人們所說的“內婚”，而幾乎一半則不屬于，還有2%的婚姻是與普通家庭締結。
日本學者守屋美都雄對太原王氏婚姻數據的梳理，似乎同樣不支持“內婚制”普遍存在的觀點。根據守屋美都雄整理的資料，太原王氏與幾大名族的通婚比例并不高，天寶以前，太原王氏四房與崔姓通婚7次，李姓通婚6次，張姓通婚5次，劉姓通婚4次，盧姓通婚3次，天寶以后，分別是4次、7次、6次、2次和2次。其他的通婚，則為五大姓之外的其他姓族。
太原王氏在唐初曾與李唐王室聯姻，而彼時“七姓十家”的其他名族，都被皇室排斥。這樣的望族，大部分婚姻都不是與山東門閥締結，或可管中窺豹。
中國學者謝思煒、王昕、燕雪平對滎陽鄭氏的婚姻數據進行了分析，在其335個樣本中，滎陽鄭氏共計與61個姓氏結有婚姻關系，其中崔、盧、李幾大姓所占比例最高，約占全部婚姻對象的57%，太原王氏雖屬七姓，但與鄭氏的婚姻關系并不密切，僅占2%左右，另外屬于關中大姓的京兆韋氏、弘農楊氏，合計約占5%。
據謝思煒等學者分析，滎陽鄭氏與趙郡李氏的婚姻計18例，與隴西李氏的婚姻45例，其中30例是鄭氏女嫁出，15例是娶進，兩家都喜歡親上作親。
除了幾大姓族這外，滎陽鄭氏還與其他58個姓氏共計發生131例婚姻，占全部調查婚例335例的39%。其中主要為山東、關中等地的北方世族，也有少量南方姓氏，還有北朝時代的代姓。結婚比例較高的是京兆韋氏、弘農楊氏、太原王氏、河東裴氏、清河張氏、瑯琊王氏、京兆杜氏。此外，還有安定皇甫氏、安定胡氏、昌黎韓氏、天水權氏、扶風馬氏。
同樣按照分析博陵崔氏的方法來分析滎陽鄭氏，發現與“七姓十家”的婚姻約占61%，但他們也與江左僑姓和代北虜姓結親，很難說其始終堅持“內婚制”。
當然，這樣的結果是“禁婚令”在起效，還是“七姓十家”的所謂“內婚制”本來就只是一種“內婚趨向”或“親上作親”習俗，而并非結構化的婚姻準則，我們無法得出最終結論。
無疾而終：皇室也向“七姓十家”低頭
高宗禁婚，實行得較為嚴厲，但“七姓十家”只是不敢公開舉辦婚禮，而是“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自玄宗朝，禁婚令就沒用了。
禁婚令不但沒有起到實際效果，反而推高了這“七姓十家”的聲望。
影視劇中，唐代婚禮的場景。來源/電視劇《風起霓裳》截圖
據《新唐書·李吉甫傳》記載，自憲宗朝開始，公主選尚范圍已經包括了山東門閥士族。太原王氏就出了8位駙馬。
從獨寵功臣貴戚，到兼寵山東門閥，李唐皇室已經放棄了對山東名族“七姓十家”的壓制。
自唐高祖為帝兩百年后，約836年左右，唐文宗想把公主嫁給知名士族，對宰相說：“民間婚嫁不看官品，卻在乎那些名望高的名族，我李家做天子二百余年，怎么就比不上崔家和盧家呢？”然后下詔讓宗正卿在那些適合婚配的世家子里面選一選。
但愿意娶公主的，仍然不在“七姓十家”里。公主下嫁給了洹水杜氏之后杜中立。
洹水杜氏也是微族，其祖上杜正倫曾在高宗朝為相，因為想與京兆杜氏連宗，被對方拒絕，懷恨在心，假公濟私，毀其宗社之氣借以泄憤。什么是微族，什么是宗社之氣。
這還不算，唐文宗為兒子選妃，也遇到了困難。《太平廣記》記載說，文宗為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有適齡未婚女子的，名字及八字等都被呈送到宮內，引起了朝野不安。文宗知道后，對宰相鄭覃說：“我想為太子婚娶，本來想與你們滎陽鄭家結親，可你們卻不答應。我聽說其他朝臣也不愿意與朕結為姻親，這是為什么呢？我李家也是數百年的衣冠士族，你們都不與我做親家，難道要讓我家子孫都去做和尚嗎？
唐文宗對鄭覃說這番話，其實頗為辛酸。據說，鄭覃寧愿把孫女嫁與九品衛佐崔皋，卻不愿意嫁與太子。
《新唐書·鄭覃傳》記載，唐文宗無奈贊揚鄭覃“不婚權家”，雖然李唐王朝已經不如太宗時那么興盛，但畢竟是帝王之家，卻遭受嫌棄，估計心中的滋味，很難與外人道吧。
另一方面，公主權勢巨大，所用資財都是皇家供給，揮金如土，驕橫異常，士人視婚娶公主為畏途。
名族不愿與皇室結親的現象很普遍，例如鄭顥被迫放棄與盧氏的婚姻，被招為駙馬，從而對宰相白敏中懷恨在心，不斷向皇帝打白敏中的小報告。宣宗朝，40歲才考中進士的王徽，聽說要招自己為駙馬，竟然去找宰相劉瑑哀求，說自己年紀大了，身體有病，不配與皇家結親。宰相劉瑑親自跟皇帝解釋，這才救了王徽。
人們不愿意與皇室結親的原因，主要是公主們不守禮法。從唐初開始，公主們淫亂奢靡之風盛行，已經到了令人側目的程度。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皇室權威衰落。“安史之亂”后，李唐王朝已經沒有能力控制全國，北方原被安祿山控制的地區，落入了其他藩鎮之手，他們相對獨立，掌握地方財權，且經常因為謀求世襲問題而反叛李唐王朝，朝廷不得不花費巨額經費前去平叛，但往往效果不佳。
唐人的門第觀念可以說終唐之世也未曾減弱。風氣所及，影響到市井文學。在《太平廣記》所收錄的各類婚姻故事中，與山東大姓有關的婚姻故事大約為70余篇，其中17篇中有滎陽鄭氏的人物出現。
需要指出的是，科舉制并沒有改變唐人崇慕山東門閥的習俗，一是中舉者多為世家子弟，二是普通人家子弟中舉以后，也紛紛與權勢之家和山東名族聯姻。660至683年，通過科考的人數平均為18人。670年，11個中舉的進士只有一個來自其它地方，681年，51人中只有一個來自其它地方，682年的55人中只有一個來自其它地方。這說明中舉人數太少，根本不足以改變名族為主的社會構成，同時說明中舉者多為京城名族，他們熟悉京城的語言、禮儀、人脈，再以家世做依托，能夠更多地獲取社會資源。
“所有能確認為世族出身的知貢舉，都居住于京城地區，其中居住于洛陽的人比居住于長安的人多三倍。而且，其中84%在京城精英的婚姻網絡中。 ”
（《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153頁）
這表明人們認為科舉制興起、貴族制衰落的想法，可能過于天真。
參考資料：
《唐代滎陽鄭氏家族-世系與婚姻關系考》，謝思煒、王昕、燕雪平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8月
《六朝門閥：太原王氏家系考》（日）守屋美都雄 著 梁辰雪譯 中西書局，2020年4月
《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
《哈佛中國史·世界性的帝國·唐》（美）陸威儀著 張曉東 馮世明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16
《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美）譚凱(Nicolas Tackett) 胡耀飛 謝榮宇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4月
《唐代婦女的生命歷程》第55頁，姚平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5月
《新唐書》卷一七二，列傳第九十七，作者 歐陽修等。
END
作者 | 孫曉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