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燕山大學校長被免一事引發了廣泛關注，大家紛紛猜測其背后的原因。在教育領域，人事變動往往牽涉諸多因素，可能與學校發展戰略調整、個人工作表現及學校整體規劃等相關。而與此同時，大名鼎鼎的燕京大學消失的話題也再度被提起。燕京大學曾是一所具有深厚歷史底蘊和卓越學術成就的高校，它在民國時期聲名遠揚，為國家培養了眾多杰出人才。然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燕京大學被拆分，各院系融入其他高校，自此這所名校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下面讓我們深入探究背后詳情。
原標題《燕京大學簡史：一座園、眾新人》
自洋務在華夏大地推行以來，如同文館、清華學堂、南開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學校等不同類型的高校、大學開始建立。這其中，燕京大學你或許很熟悉，但多少有些模糊，而它的重要性一定超乎你的想象。譚其驤、侯仁之、韓素音、王世襄、宋淇、吳興華、周汝昌、資中筠、黃宗江、齊思和、賀寶善、王鐘翰、張芝聯……這些都是燕大培養的大師。燕京是北京的另一稱法。燕得名于召公姬奭受封于“北燕”，燕地也曾短暫被稱為匽，燕與匽本是通假字。
1918年，通州協和大學（長老會和公理會合辦，1889年建）、北京匯文大學（衛理公會1888年建）重組成一所大學，起名PekingUniversity，這就是后來的燕京大學（由程靜逸啟發命名），不過稍晚些時間，其英文名改為YenchingUniversity。改組后，校長一職需要一個中間人或利益無關者來做，經過幾次邀約和被拒，邀約發給了司徒雷登。1919年后，燕大歷任校長有司徒雷登（1919-1929、1937-1945）、吳雷川（1929-1933）、梅貽寶（1942-1946）、陸志韋（1934-1937、1945-1952），其中司徒雷登是最重要的校長。
校長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于1876年6月出生于中國杭州，父母都是美國在華傳教士。父親曾創辦一所學校，也曾參與創辦中國第二座女子學校，后并入了杭州基督教協和女子學校。1371年，羅伯特·司徒成為蘇格蘭羅伯特二世國王。但后來，家族受到宗教迫害，遷徙北愛爾蘭，以及美洲。在其家族故事中，較重要的還有，叔祖父約翰·托德·司徒曾與林肯共事。
在10至20多歲時，司徒雷登多數時間在美讀書，他先后就讀于潘達珀斯學院、哈姆普頓悉尼學院、普林斯頓神學院等學校。最終，司徒雷登選擇回到中國做傳教士。
1904年，司徒雷登再回中國時，他所見全部都是太平天國破壞后的痕跡，街道上剛有零星的攤位，郊區鄉村反而相對完好。然而，司徒雷登奮不顧身地投入到開創的事業中，他曾執教于南京金陵神學院，并創辦之江大學前身的育英學校。
與此同時，1900年代、1910年代，清政府和國民政府被動或主動向歐美“列強”敞開，西方的機構、基金會、人物在中國扎下根來，中國的格局也隨之改變。司徒雷登在赴京接任時就決心，讓燕大根植在中國的社會中，并且不受西方國家的不平等條約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影響。
在籌建校園和籌辦學科的時候，司徒雷登在中美進行了大量的宣講和募捐。美以美會、美以美會差會、公理會、長老會、倫敦會等基督教差會，以及洛克菲勒財團、普林斯頓財團等機構給予燕大以相當大的贊助與支持，其中鋁業大王遺囑查爾斯·馬丁·霍爾（CharlesMartinHall）執行人向燕大捐款150萬美元（其中部分用于創辦后來名重一時的哈佛燕京學社）。
墨菲的園
燕大的主要建設者是亨利·墨菲。來北京后，司徒雷登開始為燕大尋找新址，大多花時間騎驢、騎自行車到處看。直到有次在清華大學，同行者向司徒雷登指出隔壁一塊空地，而這已是他所能做的最好的選擇。先前他的努力主要在北京城及其近郊，但涉及產權等原因都無法執行。而燕大所涉及的米萬鐘的勺園、康熙皇帝的暢春園、和珅的淑春園、王綿愉的鳴鶴園、奕訢的朗潤園、奕譞的蔚秀園……一一贖買也相當麻煩。
墨菲采取的策略是“中國建筑復興”，或者“具適應性的中國建筑復興”。不過從具體的施行來看，墨菲更像是推銷商，燕大的建設更像是他商業版圖的一環。
1910年代，中國園林開始被西方命名為偉大的文明成就，它“親近自然”的特性被清晰地標記出來。1914年，墨菲來北京首次瞻仰故宮即紫禁城，他在其中感到震驚，在一封報道里他將其與希臘式、哥特式作比。其時，無論是剛恒毅，還是梁思成，都在采用中國化的方式治理中國建筑。如梁思成所言，中國新建筑師應該認真地研究了解中國建筑的構架、組織，及各部做法權衡等，始不致落抄襲外表皮毛之譏。
雖然墨菲采納的是中國園林、中國風景，但是其最后落成的建筑卻與其有相悖之處。最典型的是，墨菲沒采用“面南而王”，而采用的是“西向為尊”，也即燕大的立面和入口是相當西式的。墨菲在燕大即將竣工時寫作了《建筑中國》，文中以“新瓶裝舊酒”概括自己的建筑理念。后來燕大人自己也認識到，燕大校園是由各種舊日園林以及“零零碎碎的小組織”“七拼八湊而成的”。
曾在燕大教英國文學的包貴思，也兼研究中國園林。包貴思用其在中國的見聞、游歷、研究，寫作了小說《河畔淳頤園》。小說講述了抗戰時期在華美國人簡·布里斯苔德病重，并在某處療養的故事，但主角更像是那座園林。包貴思也曾這樣描述朗潤園：“房外小橋流水，短籬曲徑，具有中國古典苑林建筑的幽靜雅致；室內鋪著地毯，沙發壁爐，又有著西洋客廳的舒適溫暖。課余她除了從事中國苑林藝術研究外，最喜歡組織朗讀會，約同學們晚間去她家。”
博雅塔非木結構，而是混凝土預制而成，它的功能是供給自來水。博雅塔的建設以通州燃燈塔為藍本。在唐克揚看來，博雅塔規范了它所從屬的外部空間，但它本身卻不保有可以居住或登臨的空間，也不符合“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的高妙定義，而它似乎內外脫節，“形式主義”嚴重，卻是一座實實在在，而大名鼎鼎的“實用”建筑。
1929年10月1日，燕京大學在海淀新校址上隆重舉行了正式遷校的儀式，同時舉辦了開放參觀活動。
遷入新址這一年，冰心漫步其中，直感嘆“美輪美奐”。由于來得晚，冰心入住了外籍教師所居的燕南園53號，早西餐，午晚中餐。冰心像“嬰兒”一樣做教授，與學生們交知心、話生命，交往甚多，如王琇瑛、林耀華。
而十年前正值五四運動，新思潮空前高漲，冰心看到，新式報刊雜志像雨后春筍一樣，目不暇給。學生群體爭先購買、傳閱。為冰心最喜歡的是《新青年》里的魯迅，《狂人日記》批判力度不可謂不強。差不多同一時間，協和女子大學改成燕大女校，“哲學”“教育學”等課程在男校上，“社會學”“心理學”等在女校上。男女合校還尚開創，男學生和女學生都比較拘謹、靦腆，女生到男校讀時事先會把頭上的玫瑰花蕊摘下。與男學生不同，女學生有監護人。
戰與學
1937年盧溝橋事變，大學紛紛南遷，而獨有燕大留守。根據《燕大三年》，淪陷區的青年們不甘忍受“奴化教育”，又來不及撤退到大后方，唯一的希望就是“走向燕京”，而燕大也宛如一座孤島，它身為教會大學，收容了很多革命黨人和遺老遺少。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教授包貴思(GraceM.Boynton)還睡在自家花園里，被遠近的槍聲驚醒后，她幾乎沒意識到戰爭正迫近，而平日里，海淀警察與日本“便衣人”的對決也尚未入其耳目。
遲至11月，《燕京新聞》才發布“學生生活條例”，規定社團組織“以無政治目的的活動為限”等。
司徒雷登認為，當時當地，大學應為學術之“凈地”，以及社會之鼓呼。“其一，作為從事學術研究的‘凈地’，應不受時局的侵擾，不受偏見與宣傳的影響，可以自由進行教學工作，于知識的探求與應用外，別無目的；其二，大學應與其所在的社會、國家發生密切的關系，自視為外在環境中不容割棄的一部分，并從環境中汲取新的材料、動力，以應付國家的需要，包括危機時刻的特別需要。這兩種特性并不沖突，因為大學在國族延續中的特殊功用，及對社會所能履行之義務，是以保持自身的絕對自由與清白為前提，但絕非以與世隔絕的方式，保持其自由與清白。”
根據《燕京新聞》，燕大學生注冊人數1937年秋是499人，尚有所下降，但到了1938年后不降反增，到1939年秋竟達978人之多。周汝昌就于1939年從一法國教會學校考入燕京大學。
在蕭乾的回憶錄記載了這么一個故事。楊剛（楊繽）與蕭乾多有書信往來，信中內容多是革命宣言。有次兩人漫步，蕭乾冒出一句，“理論，理論，充其量也不過是張地圖。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體驗那光怪陸離的大千世果！我要采訪人生。”楊剛反問道，“你就這么橫沖直撞，不帶張地圖？”
在司徒雷登的治學方針下，燕大特別重視社會實踐。燕大當時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服務實踐，應該是于1920-1921年師生共同參與的華北五省的旱災賑濟工作。事后，學生制作了《燕京大學青年會賑災報告(1920-1921)》。冰心為其撰寫了發刊詞，她感受到“在1921年的時候，社會服務的精神，已經蓓蕾萌茁”。
科系規劃
1922年，燕大開設社會學系，燕大是中國較早成立社會學系的大學。此前圣約翰大學、滬江大學、清華大學等也曾開設社會學課程，部分大學也主持了社會學系。1918年到1919年間，步濟時、甘博仿照春田調查，在京開設大規模城市調研，這就是后來名揚一時的《北京：一個社會調查》。此后，一股“社會調查熱”在全國范圍內流行。燕大學生費孝通（1929年到1933年在校）不滿于此類膚淺的社會調查，提出“要理論”和“社會學中國化”，謀另一種社會調查，梁漱溟、晏陽初、陳翰笙等人主持的社會調查使中國社會學步入了新的階段。
1924年，燕大開設新聞系，僅比圣約翰大學新聞系晚三年。聶士芬、梁士純、蔣蔭恩等先后擔任系主任。燕大新聞系可以說是密蘇里模式在中國的托缽者。1908年，沃爾特·威廉在密蘇里大學開設世界上第一所新聞學院。沃爾特·威廉的教學與實踐很快成就了一段學院傳奇，它被稱為密蘇里模式。
密蘇里模式概括來講就是“做中學”，即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需知，新聞教育的發生與通識教育的提出，沃爾特·威廉于1914年制定的《新聞記者信條》正是在此氛圍下開始落地。由于方針得當、實踐有方，密蘇里的學子還是扎根在業界，形成“密蘇里幫”，為讀者所知的埃德加·斯諾就是“密蘇里幫”的一員。沃爾特·威廉多次訪問中國，還曾協助燕大新聞系為其提供贊助。
仿效美國新聞模式辦學，并取得相當成就的，非燕大莫屬。燕大學生自主創辦了新聞學會、以及學報《燕京新聞》（首稱《平西報》），并圍繞燕大新聞學系協助委員會與報界發生著緊密的聯系。報界名流不少也赴燕大任教，包括成舍我、張友漁、斯諾、張恨水、羅文達、田丕烈等。其時國內媒體駐外記者多是燕大人。蕭乾、葉祖孚、徐寶璜、趙澤隆、張馨保等都是燕大的畢業生。新聞系也越來越受到追捧，根據1946年注冊學生人數統計表，文學院九系共303人，單新聞系就約占三分之一，83人，比僅次的西洋語文學系和歷史系加起來還要多。
1928年，燕大由歷史學系師生成立歷史學會，及《史學年報》。從1929年5月20日第一期到被占前，《史學年報》共發行12期，韓叔信、周一良、侯仁之等先后任主席。除此之外，裴文中成立的史前博物館，顧頡剛等主持的《禹貢》半月刊，蕭一山、姚從吾等的講座講義，也是燕大歷史系的重要痕跡。歷史系師生積極聯絡外界，比如邀請埃德加·斯諾等展演紀錄片和幻燈片。
1934年4月，《大公報·史地周刊》創刊后，燕大與清華大學的師生也輪流主持、編輯。而隨著局勢加深，師生們主持編撰很多通俗讀物，以及民謠、大鼓書等書冊。1938年，歷史學會及《史學年報》十周年紀念，齊思和特表，“反視國內其他同類刊物，或發刊數期而中途夭折，或曇花一現而寂焉無聞。及至今日，惟本刊碩果僅存，巍為靈光，實非始愿所及，則同人亦不得不私自慶幸矣。”
1929年，燕大開設音樂系，由范天祥夫人任系主任，此前音樂僅為藝術組內的選修。中國現代音樂教育發軔于1910年代，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上海中華美育會、西什庫音樂傳習所、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音樂科、上海國立音樂院等先后建立。在范天祥的帶領下，燕大不僅教授西方音樂，還務實于中國音樂。學生群體每周會辦一次“留聲機音樂會”。其學生中，閻述詩、李抱忱、李維渤都曾為中國音樂事業作出不少貢獻。
除此之外，周作人的新文學講義、吳興華的德文翻譯，都是值得記錄的故事。
1951年2月12日，人民政府正式接管燕大，燕大成為公立學校。隨著高等教育改革序幕的拉開，燕大最終在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中被撤銷。雖然燕京大學不再存在，但是圍繞燕大的故事仍在繼續，它的體系和魅力經由活生生的人物不斷再生。
作者?葉飛
【文章來源：《北京紀事》9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