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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怎么了：
最近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對崔永元的一篇訪談，“病人崔永元”這個有段日子沒有在平面媒體上發出聲音的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再次成為熱點的話題人物。在這個訪問中，崔永元說了很多，他的憤怒、他的理想、他的病情，以及他對以前被炒得很火的有關他炮轟《手機》、炮轟“超女”、炮轟收視率的回應。讀者讀過這篇訪問，對崔永元無疑多了一份了解。但對于他的憤怒、他的理想讀者的反應卻各不相同。在網絡的BBS上，有人稱贊崔永元這種敢說實話的人，在時下的中國比恐龍還要少，是時下中國媒體的良心；但也有人不以為然，認為他是嚴重的道德指數偏高，的確是真的腦子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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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為什么要罵《超級女聲》，是我們采訪的初衷。追問過后，才知道這多半只是一場誤會，雖然他對《超級女聲》的評委頗有微詞。實際上，崔永元只看了10分鐘的《超級女聲》，他能說些什么呢？他是喜歡那些超級女生的，覺得她們青春活潑可愛。問題出在我們的電視沒有“公共”和“商業”之分，這正是他目前大聲疾呼的一件大事。
他很講理地認為，如果是商業電視的一檔商業節目，那么對于這檔異常火爆的《超級女聲》，任何人都沒有置喙的權利；但如果它是公共電視的節目，它就應該被槍斃，因為它沒有征求大家的同意，就播放了那些在他看來對孩子們不宜的東西。
“收視率是萬惡之源”不是崔永元說的，是一位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員在一次《抵制庸俗化》的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來的。崔永元絲毫沒有為自己開脫的意思，他坦白地說，雖然那句話不是他說的，他卻堅決贊同，并且想借這次采訪的機會聲明，收視率是萬惡之源，他認定這句話沒有任何問題。
崔永元并沒有像一些媒體想當然地以為的那樣，站在央視的立場上，以老大哥的姿態對《超級女聲》大加撻伐。他倒是對央視某些主持人的不厚道的做法感到惡心和寒心，主持人在熒屏上虛偽地流淚，他在下邊憤怒地嘔吐。
當然，他指出的，是電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那就是人格和節目的分裂。很顯然，一個不厚道的主持人，即使滿口錦繡，也是會被他打入不屑一顧的另冊的。
7個多小時的采訪，一次漫長的漫談。在采訪初衷所預設的那條通道上，并沒有發現崔永元和《超級女聲》之間的針尖對麥芒，我們遇到的還是那個熟悉的崔永元，幽默，睿智，輕其外，重其中，如在《實話實說》里那樣，說些噱頭，開些玩笑，在有意思的外表下端出致命的內核；也遇到了令我們感到有點吃驚的崔永元，那種不能抑制的憂憤，那種“一條道走到黑”的對于良心、責任和道德的執著。
他對世界和人應該是什么樣，有一套近乎偏執與苛刻的，有點不顧國情世情人情的概念；對于那些惡夢般死死壓住了他的無數個不眠之夜的問題，總是按捺不住拍案而起的沖動。他看到那些有能力拍案而起的人越來越少了。但即使沒有戰友，即使前景不樂觀，也沒有任何人，任何阻礙可以將他馴化成一個沉默的，順從的，對一切點頭稱是的人。
但是懸在他頭頂上的良心，并不總是像太陽一樣將他照得光彩照人，有時，倒像一種壞氣候，將他折磨得死去活來。這不是良心自身的問題，真正的壞氣候，是良心四周的社會亂象和時代病癥。崔永元真的有過死去活來的時候，抑郁癥最嚴重時，他曾經需要24小時的陪護，曾經想過自殺。
我們沒有采訪到崔永元的那位心理醫生，不能確認他的抑郁癥僅僅是一種與職業相關的生理疾病，還是更多地源自這個時代的種種問題對于他的惡性刺激，但是當他的失眠越來越緊密地和那些折 磨他的問題糾纏在一起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嚴重錯位的時代，已經把這個失眠癥和抑郁癥患者拉到更深更黑暗的精神疾病中去了，讓他不斷地在絕望中反叛，又不斷地在反叛中絕望。
《實話實說》的繼任者和晶說，“那些一袋一袋的中藥、西藥，怎么會沒有副作用呢？”從這次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比那一袋一袋中藥西藥更厲害，更有毒的，是讓崔永元橫挑鼻子豎挑眼、怒不可遏的現實。
他曾經是睥睨群雄的中國電視第一男主持，他開創了中國電視節目的新形態。剛開始主持《實話實說》的時候，他老想著自己七八十歲滿頭白發了還坐在《實話實說》的演播廳里，最后，他卻因為越來越少的實話離開了《實話實說》。
崔永元的心理醫生只對我們的記者說了一句：他要是沒什么責任感，他的病就好了。崔永元開給自己的處方是：我要是把那良心丟了，我的病就好了。
崔永元的進與退
北京高校圖書館四層，《電影傳奇》工作室。
辦公室墻上貼滿老電影海報，那可是崔永元的私藏，六七歲開始至今，他已收藏了300多張海報，3000多本電影連環畫、小人書，這是他的最大財富，其中有幾張電影博物館一直盯著要，可崔永元不打算給，因為只剩下這一張了。崔永元穿著一套大褲衩和T恤，手里夾著根煙，里里外外地帶我參觀他的老電影王國。每臺電腦屏幕上都是一張老電影明星舊照。
正趕上他和他的伙伴們吃晚飯，“我不餓，咱們先聊著。”這一聊，從傍晚到半夜1點鐘，崔永元除了不離手的煙外，也喝了點水。
“我抽煙特別厲害，晚上睡不著覺，沒事兒在那兒也抽。之前已經戒煙了，戒了很長一段時間，2002年得抑郁癥以后又開始抽，一天要抽三包煙。”“一般身體受不了，但是瘋子就受得了，抽五包都受得了。”他的自嘲。
《電影傳奇》的上班時間是下午4點到晚上9點半，因為抑郁癥，晚上失眠已成常態，他的睡眠時間一般在早上到中午，當然，也有不睡的時候，那就特別沒精神了，比如采訪當天。“上午沒睡多少，又跟他們說了一下午的事兒”，他微皺著眉頭，握手也似乎有氣無力，蜻蜓點水般，說話聲音也小，可到了“電影現狀”、“社會現狀”、“媒體良心與責任”……，崔永元的精神頭兒上來了，音量也越來越大，冷幽默、激憤之情時而起之，煙蒂被掐滅的頻率也越來越高。采訪結束已近1點，精神比傍晚時好得多，但不知道他如何熬過這一個不眠之夜。
在中國，姥姥也疼舅舅也愛的主持人，大概只有崔永元一個。《實話實說》時，機智幽默，插科打諢，還時常歪著嘴角壞笑，大家都叫他小崔，像隔壁家的小張、小李。
一開始做《實話實說》時，崔永元特別有信心，老想著自己七八十歲滿頭銀發了還坐在這個演播廳里，后來整個電視環境變了，越來越多的娛樂節目出現了，大概是1999年下半年，《實話實說》開始走下坡路了。“我一開始覺得，我能抑制這種下滑的趨勢，我能讓它繼續往上走，后來我發現我抑制不了，就徹底絕望了。”因為不能看著節目就這樣下去，2002年，崔永元離開了《實話實說》。那時崔永元的抑郁癥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離開《實話實說》后，崔永元住進了醫院，病情嚴重到需要24小時的陪護，甚至想過自殺。
大家發現崔永元愛“較勁”、“較真”是在電影《手機》上映時，崔永元“炮轟”馮小剛、《手機》、編劇劉震云，一路下來，到前段時間的“收視率是萬惡之源”，還有，“《超級女聲》低俗”。
所謂的“炮轟”，按崔永元的想法，是思路與社會現狀發生了沖突，他說自己是精神病，跟環境格格不入。
近一年多來，除了在《小崔說事》和《電影傳奇》里露面外，媒體上鮮有他的報道。“大概有一年了吧，我把手機什么的全都換了，所以現在幾乎沒有媒體記者知道我的這個手機號碼。”他現在不相信媒體。
他說離他心靈最近的人是一些死去的人、他崇敬的人。那天，他看費穆（《小城之春》導演）的書。“他談了藝術片跟商業片，簡直就像我說的話，他就說我從來不會迎合觀眾，迎合票房，他說我熱愛藝術，但是同時我又在享受著孤獨，誰能理解我，我當時看到這段的時候特別傷感。那是費穆1948年說的，但現在2005年了我還在這樣想，所以我覺得我離費穆特近。”
崔永元說《小崔說事》只是他的一份工作，靠這個掙工資，養家糊口，而《電影傳奇》則構筑了他的靈魂：“讓我能活在老電影里，在老電影創造的境界里自由自在地馳騁，當我面對現實，沒有能力去應對的時候，我可以退回到我的老電影的夢境里，讓我有一條退路，而不是死路一條。我每天睡不著覺，心緒煩躁的時候就在家里看老電影，看老電影的小人書，看老電影的劇本，凡是跟老電影有關的，一看，心里就會很平靜，甚至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說，我翻我家里的老電影的小人書，因為時間長了，有點返潮，會有點發霉的味道，一聞那個，心里就平靜下來了。”
崔永元生于天津，父親是工程兵，到處鋪路架橋，“教育我們兄妹四個的事基本交給我母親了。母親很怕孩子學壞，所以當時管我們很嚴厲，基本上就是以打為主，以罵為輔。我經常看見兩個哥哥挨打，我自己挨過很多次打，現在想來后背還有點發涼呢，一點都不輕松。”崔永元4歲時舉家遷進北京，在北京豐臺上小學至高中。曾經是個淘氣學生的崔永元記得他干過的很多讓自己都崇拜的事，“我可以上著課背起書包就走了，而且是當著同學和老師的面走。有一次，老師講得挺認真的，我有點不好意思走。于是我決定分兩步走，第一步我把書包從窗戶扔出去，第二步老師回頭寫字的時候我就跳上了窗臺。結果還沒跳下去呢，老師就回頭了，我就坐在窗臺上很尷尬的樣子，老師問我在那兒干什么？我說沒干什么，就下來了。結果坐在教室里面聽課，還惦記著外面的書包，一堂課也沒上好，好像忽然就沒人管，是一種野生的狀態了。”
1981年，“理科不好”的崔永元考入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上大學時，崔永元的生活條件比別人高好幾個檔次。“我上大學時哥哥、姐姐的工資非常少，我哥在部隊一個月才掙7塊錢，我姐做學徒工才19塊錢，但是他們每個月可以拿出5塊錢來裝扮我，因為我是我們家惟一的大學生嘛。那時候盡管家庭條件不太好，但我每個月都要花家里70多塊錢。而當時班里的同學一般一個月才花25塊錢。”吃好的，買書是他那時絕大部分的開銷，當然“有時候會帶上別人的女朋友去看電影什么的，因為自己找不到。”崔永元笑道。
1985年大學畢業后，崔永元進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任記者，“第一年做《廣播報》，就相當于《電視報》這種，介紹節目。第二年我就開始在《午間半小時》做記者。《午間半小時》是當時的《實話實說》，非常厲害的，全國廣播界都在學它，是一個綜合性的節目。1987到1996年，我在那個節目里干了9年，收獲特別大。因為它是個綜合節目，我們沒有領域限制，就是你愛采訪什么采訪什么，所以我就特別自由，我采訪保險可以采訪半年，我把保險搞得個門清，所以到現在我都不上保險。我在國家體委泡了半年多，所以整個足球黑幕我全明白，到現在我都懂。我不寫關于足球的事兒。我到邊防采訪了幾個月，我知道這個國家有很多人什么都不計較，在那兒為了我們的和平，那樣地工作著，我特別感動。那個時候我接觸了各種各樣的人，我有機會見到了很多專家學者，讓他們講我不知道的知識，讓我特別充實。”
由于精力旺盛，不安于現狀，1990年代初，崔永元兼職到中央電視臺策劃《東方時空》等節目，那之前，崔永元已得過兩個中國新聞一等獎。“這是硬指標。”提起這個，崔永元擋不住的驕傲。“另外，我比較喜歡自己的是，我非常熱愛這個職業，非常喜歡干。我22歲開始做記者，最貪玩的時候，一打牌可以打到天亮，下棋可以下到天亮。但當我有采訪任務，要把稿子寫出來的時候，什么東西都不能誘惑我。他們就在我旁邊打牌，我還會伸過頭去看，一邊看一邊整理錄音，寫我的稿子。20多歲的人，我就有這樣的克制力。我一直覺得，作為一個職業記者，有一個對被采訪者尊重的問題，每次采訪，我都會盡可能地收集對方的資料，總是讓對方很感動，這也有一個硬指標：我采訪完，他們都請我去吃飯。”
《實話實說》剛開始鎖定的主持人目標不是崔永元。前前后后試了至少有30個主持人。“那時我在做另一個節目，他們經常到我的機房試帶子，就是《實話實說》，我說，這是在干什么呢？他們說這是一談話節目，挑主持人。那是我第一次聽說有談話節目，只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們也看臺灣、美國的帶子，我一看挺好玩，一個人說話，就能讓大家高興，他們挑主持人時，我就在旁邊說，這個不行呵，連基本的語言組織能力都沒有，自己心里想的事表達不出來；那個聲調太高，這個全是套話……非常挑剔，老給人提意見。我的意見也能算一票，最后否得30多人都不行。制片人時間找我說，你看什么人都不順眼，那就你先幫著給做幾期，只要主持人一到位你就走。我根本沒覺得自己能做主持人，我確實是那么想。因為當時電視主持人的形象要求很高，一定要濃眉大眼，發聲吐字要求也非常高，用當時播音員的標準來衡量，我和白巖松、方宏進、水均益當然都不行。今天走到這一步了，回過頭來看會很滑稽，當時來說，真是一個革命性的動作。”
崔永元怎么了教程：
方舟子發起了一項食品科學實踐活動，而崔永元對此發出了質疑，兩人就此開始爭論，最后上升到質疑對方的語言邏輯問題、有無資格科普的問題。
1、2013年9月兩人因“轉基因之爭”開始辯論，隨后上升到質疑對方語言邏輯問題、有無資格科普等。
2、2013年12月崔永元自費50萬再次赴美調查轉基因。崔永元離開央視，并透露方舟子向央視“告狀”，方舟子予以否認，回應稱造謠。辯論升級為鬧劇，方崔互相問候家人。
3、2014年1月崔永元轉帖“方舟子在美國究竟擁有幾處房產？”并評論稱：“我不認為這些錢都是肘子嗑普騙來的，肯定還有其他的騙法。”方舟子質疑崔永元的“崔永元公益基金”，針對“口述歷史”和“鄉村教師培訓”項目報告提出提點。
4、2014年1月13日方舟子正式起訴崔永元損害其名譽權，索賠30萬元。2014年4月崔永元提起反訴，索賠67萬元。
5、2015年6月海濱法院公開宣判：雙方均構成名譽侵權，互賠4.5萬元。相互道歉，刪除侵權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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