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陽采薇”不僅是伯夷叔齊的仁哲大義，更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氣節，36創業加盟網給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讓更多的人可以參考:“首陽采薇”不僅是伯夷叔齊的仁哲大義，更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氣節。
前言
伯夷和叔齊在我國歷史中是兩個頗為特殊的人物，他們“寧死不食周粟”最終餓死在首陽山，這種行為在我們當前看來很難理解，甚至覺得有些愚蠢。但他們這種行為，對數千年的儒家卻影響至深，它不僅寄托了儒家“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精神，更是一種不屈的民族氣節。
作為文化符號，“首陽采薇”的精神融入了整個中華民族的骨髓。正是因為他們的影響，中華民族涌現出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從蘇武到文天祥再到于謙、史可法等等，都是這種精神的時代反應。
一、“孤竹國”與“兄弟讓國”的典故。
如果不是伯夷、叔齊這兩個傳奇人物，恐怕我們都不會知道中國歷史上還曾經存在“孤竹國”這么個地方，既然我們的主角是孤竹國人，那我們很有必要把“孤竹國”的歷史搞清楚。
關于孤竹國的來歷與兄弟讓國的典故關于“孤竹”的名字，我們在殷墟甲骨文和商朝金文都可以見到其記載，在今天的河北盧龍、遷安和遼西出土的商朝青銅器中，也曾有“孤竹”的銘文。據史料記載推測得出，孤竹國應該是我國北方地區一個位于商朝邊境的小國，其范圍大致在今天的河北東北部和遼寧西部一帶，西邊與燕國接壤，南邊則是齊國。
對于“孤竹國”國名的解釋，國內學者有幾種解釋：一是“孤竹”也通“觚竹”，“觚”是青銅酒器，“竹”是用以記事的竹簡，“孤竹國”這個國名反應了這個諸侯國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二是根據顏師古注解的《急就篇》中“觚者孤竹國，學術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得以推測出“觚”與“竹”皆是書寫用具。三是北方很少產竹，“孤竹”之意代表竹子稀少的地方。第四也有學者認為，“孤竹”代表男性的根，是一種原始的生殖崇拜，也是氏族圖騰。而“孤竹國”的建國時間，應該是商湯十八年，約公元前1600年。
而“孤竹國”的滅亡也有幾種說法：一、根據《春秋》和《國語》所記，山戎侵燕，燕國求助于當時霸主齊桓公，齊桓公發兵救燕，“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意思是說大約齊桓公二十二年，孤竹國被齊國所滅。二、根據《管子》記載，公元前660年，齊桓公又“北舉事于孤竹、離支”，徹底征服了孤竹國，孤竹國納入燕國疆土，孤竹人則融入山戎和燕人之中。三、根據《盧龍縣志》所記載，周景王十五年（公元前530年）晉滅肥國，肥子奔燕，燕國將其安置于孤竹地，建肥子國，此后史料中再無孤竹國之名。
大致來說，孤竹國應該始建于夏朝末年，興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從建國到滅亡一共940多年，是血統很純正的古諸侯國，這個古國正是孕育出伯夷和叔齊兩個賢人而聞名于后世，那么伯夷、叔齊與孤竹國究竟有什么關系呢？
伯夷、叔齊“兄弟讓國”成千古美談。
相傳伯夷與叔齊是商朝末年孤竹國國君的長子和三子，伯夷具體情況不得考，叔齊名致，字公達孤竹國，謚齊，后人稱之為叔齊，是孤竹國三王子，他被孤竹國國君立為繼承人。國君死后，叔齊堅決遵循古禮要把王位讓給兄長伯夷，伯夷說：“你為國君是父命，怎么可以隨便改動呢？”于是便從國都逃跑了。而叔齊認為廢長立幼不合禮制，再加上自身恬淡的性子不適合當國君，所以也逃離了國都，后來他們二人結伴而行，隱居在渤海之濱，等待清平之世的到來，孤竹國的百姓無奈之下，只好擁立了二王子繼承了王位。他們兄弟二人以國家想讓，體現的更是一種天下為公的精神。
歷史上，父子相殘、兄弟鬩于墻的悲劇比比皆是，主要就是為了爭權奪利，所以見怪不怪。而伯夷、叔齊兄弟二人互相退讓不愿當國君，出乎常理，所以顯得格外傳奇。他們之所以互相退讓，一來都遵循著內心的禮教堅守，二來也對當時商紂王的暴政表達不滿，所以并不愿意與之合作，于是寧可放棄王位隱居山野。
后來他們聽說周族在西方強盛起來，周文王也是天下聞名的仁義之君，于是他們長途跋涉前往周國的豐邑，當他們到豐邑時，周文王已死，武王即位，武王聽聞二位賢人從孤竹國遠道而來，派周公姬旦前往迎接并對其妥為安置。
二、叩見武王，“不食周粟，采薇而食”。
在伯夷叔齊投奔周文王時，念著周文王是當時大賢，雖“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雖然實力龐大，但對當時天下共主商朝中央還是服從的，所以伯夷、叔齊二人認為這是一種美德，這也正是他們投奔文王的主要原因，然而周武王即位后，周國對殷商的態度慢慢發生了轉變。
有一天，伯夷、叔齊遇到了武王伐紂的大軍，他們二人以老弱殘軀勇敢地把大軍攔了下來，他們對著武王說：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
武王麾下大將群情激憤，聽了兩個老頭不合時宜的話，就準備要殺了他們二人，太公姜子牙及時阻止了將軍們，他對將軍士兵們說：“這兩個人都是仁義之賢者，不要為難他們。”不久后，周武王與商紂王大戰于牧野，商紂王敗亡，周朝遂立。
三、“不食周粟，采薇而食”
伯夷、叔齊反對武王伐紂，沒有起到作用，商朝滅亡后，周朝新立，新的時代從此開始，一批批新貴族到各地建立了自己的封國，原來商朝百姓被當做“頑民”強制發配到新的地方居住。
在周國豐邑居住的伯夷和叔齊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居住了，他們認為周武王暴力奪權，是屬于非正義的，自己兄弟二人既是商民更是商臣，不能在這樣的環境下背叛故國，于是他們再次結伴逃離了豐邑，渡過黃河來到首陽山隱居起來，他們甚至為了表達自己的氣節，連周朝官員送來的糧食都不吃，只以山上的野菜為食，這就是著名的“采薇而食”。
有一天山中一名婦人對他們說：“你們不吃周朝的米，但是你們采摘的野菜也是周朝的呀！”婦人的話提醒了他們，這個天下周國已成天下共主，無論走到哪里，吃什么喝什么都是周朝的，也是他們為了氣節，連野菜也不吃了，兩位老人就這樣絕食數天，生命危在旦夕時創作了一首著名的《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乙衰矣！
伯夷、叔齊這兩個不合時宜的老人就這樣帶著無盡的悲嘆，在饑餓和寒冷的折磨中離開了這個令他們失望的世界。
這是一種精神，一種信念，一種殺身成仁的決絕和勇氣，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不屈意志。顯然，他們是反對周朝的，但卻獲得了包括周武王在內的周朝人的尊重，他們作為“忠臣”、作為“遺民”，第一次被史書大書特書，也正是這種精神在主導。
魯迅先生曾有小說《采薇》，借人之口對伯夷叔齊發出質疑，這是對的嗎？
魯迅先生有一篇小說《采薇》，但他沒有像傳統文人一樣贊揚其骨氣，而是用他們的不知變通來諷刺世人，他還借小說主人公之口對伯夷、叔齊的行為提出了質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伯夷、叔齊既然不吃周朝的糧食，那么首陽山的薇菜就不是周天子的嗎？伯夷、叔齊是真的不懂還是假裝不知道？
站在魯迅先生生活的年代，人需要氣節，更需要生存，也許生存才是第一要務，所以他對伯夷叔齊的批判無可厚非。然而站在現在的史學角度上而言再看，魯迅先生這種質疑其實是有一些強詞奪理的。
首先，即便在封建社會末期的清朝，百姓繳納的公糧稅賦毫無疑問是皇帝的，其余自己種植的糧食還是自己的，并不能說全部是皇帝的，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會核心內容，從這個意義來看，“采薇”不算周天子的。
其次，周朝的建立，是實行的分封諸侯制，周天子直接管理的區域只有鎬京和洛邑兩個地方，其他地方都封給了諸侯。而諸侯管理的區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不能算是周天子的，這也是為何伯夷、叔齊二人非要渡過黃河，到首陽山隱居的原因。首陽山在當時屬于晉國，他們兄弟二人脫離了周天子控制的范圍，隱居在首陽山“采薇”，實際上并不算是周天子的。
最后，周朝時期諸侯主要管理城邦，大的范圍有“方百里”，小的范圍“方五十里”，而拋開主要城邦范圍外的廣大土地，其實是屬于他們口中“野人”的，所謂“野人”，就是當地土著居民，他們的自由度是比較大的，并不受領周天子管轄，周天子也不會因為這些野地去征伐他們，而當時的“首陽山”就是這樣一個地方，當地土著居民可以自由采薇，也可以自由蓄養放牧，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首陽山名義上是周天子或者晉侯的，但其實是無主之地，與周天子無關。
為何魯迅先生要質疑伯夷、叔齊的行為呢？這主要從周武王的立場看待問題，魯迅先生認為周武王武裝奪權推翻商朝，是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是替天行道，是順天應人。而伯夷叔齊維護舊的統治秩序，是有悖于歷史發展的，因而對他們這種精神持懷疑態度。
那么，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究竟是對還是錯呢？
關于伯夷、叔齊的記載，歷史記載實在太少，我們無從作出準確的考察判斷。他們的事跡也就是“兄弟讓國”、“叩見武王”、“首陽采薇”三個密切相連的故事，有著更多虛構的成分，然而，其事跡對后世影響卻非常之大。
春秋時期開始，便有各個學派對他們有高度的評價。孔子即稱其為“古之賢人”，在《論語》中更是多次夸贊伯夷和叔齊，評價他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韓非子更是直接贊曰：“圣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第一次將他們抬高到圣人德地位。至于后世的儒家士子，更是評價甚高，司馬遷在《史記》中將伯夷、叔齊單獨列傳，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更是寫過一篇《伯夷頌》的美文對他們這種精神加以頌揚。
伯夷、叔齊這種行為非常符合儒家的“忠君”思想，更符合了儒家的價值觀。對于儒家而言，人的價值并非在世的功名利祿，而在于你對社會做了什么貢獻，也就是說在后世的評價中來體現你的人生價值。正因為如此，歷朝歷代的思想家、史學家、文人學者、帝王將相等都對伯夷、叔齊給予了高度評價和廣泛贊譽。伯夷、叔齊的風骨精神，不僅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產生了廣泛影響，更是影響到了周邊國家，朝鮮使者柳夢寅就寫過一首《夷齊廟》來表達對伯夷叔齊的崇拜之情，可見周邊對周邊國家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當然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一分為二的看，武王伐紂代是一種歷史的演進，代表著一種正義。而伯夷和叔齊則代表著另一種正義，雖然他們各有堅守，雖不相容但卻各有道理。這就好比秦始皇用武力統一七國，從手段而言，其他六國的百姓自然認為其是非正義的，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秦始皇的敬仰和肯定。而伯夷和叔齊則代表著一種道德的堅守，忠心愛國、矢志不渝，以一種非暴力不合作手段，來表達對周朝的一種抗爭。
夷、叔齊之于中華文明的價值，正是在于這種不斷塑造與時代引申中所顯露的垂世風范，他們雖有愚忠于君王之嫌，也不乏非議，但終究成了植根于我們民族的豐滿精神圖騰。正是這種精神和文化的預期，才會成就我們中華民族，一旦失去這樣的精神，恐怕后果是非常嚴重的。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用生命告訴世人，人不應該隨波逐流，而應該堅持自己心中的“道”，讓自己始終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而這點，正是我們這個浮夸的時代所欠缺的。
結語
伯夷、叔齊二人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華夏文明在面臨義利時的操守與準則，對于中華文明謙恭的民族傳統產生了深刻影響，他們是非分明、絕不與非同道者調和妥協，在大是大非面前寧可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正是這樣一種精神，才會在三千多年社會中一直維系著社會信任、忠誠及倫理，所以韓非子將其列為“圣人”，其實一點也不為過。
參考文獻：《論語》、《史記》、《春秋》、《國語》、《管子》、《急就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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